两帝捕盗法不同

汉武时，酷吏盛行，民轻犯法，盗贼滋起，大者至数千人，攻城邑，掠库兵。帝使光禄大夫范昆、九卿张德等衣绣衣，持节发兵，斩首或至万数，并诛通行饮食者。数年稍得其渠率，而散亡者又聚党阻山川，无可奈何，乃作沈命法，盗起不发觉，觉而勿捕满品者，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。其后小吏惧诛，虽有盗不敢发，恐累府，府亦使不言，故盗贼益多。（《咸宣传》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，群盗并起，所在杀长吏，讨之则解散，去又屯结。乃下令听群盗自相纠摘，五人斩一人者除其罪，牧、守、令、长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，皆不以为罪，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，惟蔽匿者罪之。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。（《光武纪》）同一捕盗也，一则法愈严而盗愈多，一则法稍疏而盗易散，此亦前事之师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