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禅代不同

曹之代汉，司马氏之代魏，其迹虽同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。曹操自克袁尚后，键队于邺，天子所都之许昌，仅留长史国渊、王必等，先后掌丞相府事。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，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，然一切用人行政、兴师讨伐，皆自邺出令，莫敢有异志。司马氏辅魏，则身常在相府，与魏帝共在洛阳。无论懿专政未久，即师、昭兄弟大权已在手，且齐王芳、高贵乡公髦、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，似可不必戒心，然师讨毋邱俭，留昭镇洛阳，及病笃，昭始赴军。师既卒，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，昭仍率兵归洛，不敢远在许下也。诸葛诞兵起，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，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，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，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。尝推其故，操当汉室大坏之后，起义兵，诛暴乱，汉之臣如袁绍、吕布、刘表、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，多手自削平，或死或诛，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、孔融等数文臣，亦废且杀，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，虽前有董承、王子服、吴子兰、种辑、吴硕，后有韦晃、耿纪、金衤韦，欲匡汉害操，而皆无兵权，动辄扑灭，故安坐邺城，而朝政悉自己出。司马氏则当文帝、明帝国势方隆之日，猝遇幼主嗣位，得窃威权，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，内有张缉、苏铄、乐敦、刘贤等伺隙相图，外有王陵、毋邱俭、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，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，一离京辇，则祸不可测，故父子三人执国柄，终不敢出国门一步，亦时势使然也。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，力征经营，延汉祚者二十余年，然后代之。司马氏当魏室未衰，乘机窃权，废一帝，弑一帝，而夺其位，比之于操，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