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人二史各传

一人而传于两史，如后汉之董卓、公孙瓒、陶谦、袁绍、刘表、袁术、吕布等，当陈寿撰《三国志》时，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，且事多与操相涉，故必立传于《魏志》，而叙事始明。刘焉乃刘璋之父，其地则昭烈所因也，欲纪昭烈必先传璋，欲传璋必先传焉，故亦立其传于《蜀志》之首。及范蔚宗修《后汉书》，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，荀虽为操划策，而心犹为汉，皆不得因《三国志》有传，遂从删削，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。此事惟《晋》、《宋》二书界限最清，缘沈约修《宋书》，以刘毅、何无忌、诸葛长民、魏咏之、檀凭之等虽与刘裕同起义，而志在匡晋，初非宋臣，故不入宋书，及唐初修《晋书》，遂为毅等立传，自无复出之病也。陶潜隐居完节，卒于宋代，故《宋书》以为隐逸之首，然潜以家世晋臣，不复仕宋，始终为晋完人，自应入《晋书》内，故修《晋书》者特传于《晋隐逸》之末，二史遂并有传。此《宋书》之借，而非《晋书》之夺也。至李延寿作《南》、《北史》，系一手编纂，则南人归北，北人归南者，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，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，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。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，后卒于魏，则但立传《北史》可矣，而《南史》又传之。朱修之自宋入魏，后又逃归，以功封南昌县侯，则但立传《南史》可矣，而《北史》又传之。以及薛安都、裴叔业等莫不皆然，何其漫无裁制也。又裴矩在隋朝事迹甚多，且《隋书 矩传》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，则《唐书》不必再传矣，而又传之，亦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