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南二史歧互处

《长沙嗣王业传》，《梁书》叙其父懿，当东昏无道，崔慧景奉江夏王宝元围台城，东昏徵懿赴援。懿在历阳，即投箸而起，进兵击败慧景，乃加懿侍中尚书令。而幸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，寻构东昏赐死。《南史 懿传》则谓懿率兵入援时，武帝遣虞安福劝懿，诛贼后即勒兵入宫，行伊、霍故事，若放兵受其厚爵，必生后悔。懿不从，遂及于难云。案懿在历阳，闻诏即赴，一二日已达京师败慧景，时武帝方在襄阳，距京二千里，岂能逆知其事，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，此必误也。《梁书》本传无武帝劝懿废立之事，《南史》慧景未反前，武帝遣赵祖悦劝懿兴晋阳之甲，当即此一事而系之于两处耳。

《邵陵王纶传》，《梁书》载其少年为丹阳尹时，侵渔细民，为少府丞何智通所奏，纶使戴子高刺杀智通。智通子诉于阙下，帝令围纶第捕子高，纶匿之，竟不出，坐是罢官，后更遏。其载纶之不善如此而已。《南史》则增纶因帝敕责，乃取一老公类帝者，加以衮冕，朝以为君，自陈无罪，旋即剥褫而挞之于庭。又因昭明太子薨，帝立简文为太子，纶以为非，乃伏兵于莽，常伺车驾，有张僧胤知之，谋颇泄。又献曲阿酒百器，帝以赐寺人，饮之而薨。帝由此始不自安，每加卫士以警宫禁云。案纶当侯景之变，率兵赴援，钟山之战最力，后兵败而逃。闻湘东王绎以兵围河东王誉，作书劝湘东息家门之愤，赴君父之难。湘东不听，反以兵逼纶，纶遂循入齐昌，尚思匡复，为西魏兵所攻，被杀。是纶非肆逆者。且帝既先防其为乱，加卫士防之矣，侯景反时，岂肯又加以征讨大都督之权，令其统诸军讨贼乎？此亦必《南史》好采异闻，而不究事之真伪也。至《武陵王纪传》，《梁书》谓侯景之乱，纪不赴援。《南史》则谓纪先遣世子圆照领兵三万，受湘东王绎节度，绎令且驻白帝，未许东下。及武帝凶问至，纪总戎将发，绎又使胡智监至蜀止之。是纪未尝不发兵也。而《梁书》所谓不发兵者，盖本元帝时国史。元帝既杀纪，欲著其逆迹而有是言，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。此事当以《南史》为正。

《王僧孺传》，《梁书》载其为南康王长史时，被典签中伤去职，奉辞王府一笺，凡千余字。案笺内有云：“去矣何生，高树芳烈”之语，既辞王府，何以独称何生，殊不可解。《南史》虽删此文，而谓僧孺将去，有友人何ぁ犹在王府，僧孺与ぁ书以见意，然后何生句始明，盖别何ぁ书，非辞王府笺也。此又可见《南史》详细处。至《任传》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俱谓出为新安太守，卒于官。而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有云：“瞑目东粤，藐尔诸孤，流离大海之南，寄命瘴疠之地。”是则殁于粤，非殁于新安也，二书俱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