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政记

左、右史起居注之外，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，谓之《时政记》。案《旧书》，唐初记注最详备。苏冕言，贞观中，每日朝退后，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，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，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。高宗时，许敬宗、李义甫用权，多妄奏事，恐史官书之，遂奏令随杖便出，不得备闻机务。姚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，宰相一人专知撰录，是为《时政记》，每月封送史馆，宰相之撰《时政记》自此始也。据《旧书》云，罢后，其事遂寝。贾耽、齐抗，贞元时为相，又修之，耽、抗罢而事又寝。然宪宗尝问李吉甫：“《时政记》记何事？”吉甫曰：“是宰相记天子事，以授史馆之实录也。左史记言，今起居舍人是；右史记事，今起居郎是。永徽中，姚监修国史，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，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，以授史馆，今《时政记》是也。”上曰：“间有不修何也？”曰：“面奉德音，未及行者，不可书付史官。有谋议出于臣下者，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。”（《宪宗纪》）又裴休尝奏言，宰相知印者撰《时政记》，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，史官莫得知。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，令付史馆，从之。（《休传》）可见历朝仍皆有《时政记》，未尝废也。其后又稍变其例，穆宗时，宰臣崔植等奏请，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，应随日撰录，号为《圣政记》，岁终付史馆。则不必每月送史馆，至岁终始送矣。文宗又诏，《时政记》因循日久，废坠日多，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，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，每季送馆。则又不必宰相自撰，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。然皆于记录政事，致其详慎，可为后世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