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女祸

报应之说，本属渺茫，然亦有不得不信者。唐高祖初为晋阳留守时，宫监裴寂私以宫人入侍，后太宗起兵，使寂以此事胁高祖，谓二郎举义旗，正为寂以宫人侍公，恐事发族诛耳，高祖意乃决。（《寂传》）是高祖之举兵，实以女色起也。及太宗杀弟元吉，即以元吉妻为妃。卢江王瑗以反诛，而其姬又入侍左右。是两代开创之君，皆以女色纵欲。孰知贞观之末，武后已在宫中，其后称制命，杀唐子孙几尽，中之丑，千载指为笑端。韦后继之，秽声流闻，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，榜其丑行于天津桥，以倾陷张柬之等，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。宫闱女祸，至此而极。及玄宗平内难，开元之治，几于家给人足，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。虽安史之变不尽由于女宠，然色荒志怠，惟耽乐之从，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，酿成大祸而不知，以致渔阳鼙鼓，陷没两京，而河朔三镇从此遂失，唐室因以不竞，追原祸始，未始非色荒之贻害也。然则以女色起者，仍以女色败，所谓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者，得不谓非天道好还之昭然可见者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