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藩郡皆用武人

五代诸镇节度使，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，遍检薛、欧二史，文臣为节度使者，惟冯道暂镇同州，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。兜鍪积功，恃勋骄恣，酷刑暴敛，荼毒生民，固已比比皆是。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，自朝廷除刺史者，亦多以武人为之。《欧史 郭延鲁传》谓，刺史皆以军功拜，论者谓天下多事，民力困敝之时，不宜以刺史任武夫，恃功纵下，为害不细。《薛史 安重荣传》亦云，自梁、唐以来，郡牧多以勋授，不明治道，例为左右群小所惑，卖官鬻狱，割剥民。诚有慨乎其言之也！故虽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，惩贪奖廉，吏有犯赃，辄置之死，曰：“贪吏者，民之蠹也。”邓州陶、亳州李邺，皆以赃污论死。又尝下诏褒廉吏石敬瑭、安从阮、张万进、孙岳等，以风厉天下。然出身军伍，本不知抚循，风气已成，沦胥莫挽。《相里金传》云，是时诸州刺史皆用武人，多以部曲主场务，渔蠹公私，以利自入。金为沂州刺史，独禁部曲，不与民事，厚加给养，使主家务而已。此亦非有循绩可纪，而当时已以金为治行之最，则民之罹于涂炭可知也。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，而后天下渐得息，历代因之，皆享国久长，民不思乱。岂非设官立法之善，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