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

议

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，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，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，乃为真义理也。宋遭金人之害，掳二帝，陷中原，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，此义理之说也。然以屡败积弱之余，当百战方张之寇，风鹤方惊，盗贼满野，金兵南下，航海犹惧其追，幸而饱掠北归，不复南牧。诸将得以剿抚寇贼，措设军府，江淮以南粗可自立。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，即长驱北指，使强敌畏威，还土疆而归帝后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。故秦桧未登用之先，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。洪皓以“乐天、畏天”语悟室，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。绍兴五年，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，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，无通使之理，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，日后终归于和，未可遽绝，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。陈与义云：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，不成则用兵必不免，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。高宗谓赵鼎曰：“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与和，则无可还之理。”此正高宗利害切己，量度时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厥后半壁粗安，母后得返，不可谓非和之效也。自胡铨一疏，以屈己求和为大辱，其议论既恺切动人，其文字又愤激作气，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，万口一词，牢不可破矣。然试令铨身任国事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不能也。即专任韩、岳诸人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亦未必能也。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，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。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，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。斯言也，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。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。吕本中言，大抵献言之人，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，言不酬，事不济，则脱身去耳。朝廷之事，谁任其咎？汤思退亦云，此皆利害不切于己，大言误国，以邀美名。宗社大计，岂同戏剧？斯二人者，虽亦踵桧之故智，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。统宋一代论之，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，太祖、太宗久欲取之，自高梁河、岐沟关两败之后，兵连祸结，边境之民烂焉。澶渊盟而后，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。元昊跳梁，虽韩、范名臣不能制，亦终以岁币饵之，而中国始安枕。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，况南渡乎？且南渡之初，非不战也。富平一败，丧师数十万，并陕西地尽失之，卒归于和而后已。及金亮渝盟，兵叛身弑，此时宜可乘机进取，乃宿州一溃，又弃唐、邓、海、泗，而卒归于和。其后开禧用兵，更至增岁币，函送韩胄之首，而后再定和议。此和与战，利害之较然者也。及与蒙古共灭金，两国方敦邻好，使早定和议，坚守信誓，当不至起衅召侮，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，兵端遂开。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，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，可以财帛饵也。而举朝泄泄，付之不理，致蜀地先失，鄂亦被兵。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，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，世祖遂撤兵去。似道归，又以援鄂为己功，深讳议和，不复践夙约。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，更锢之真州，不答一书，不遣一使，于是遂至亡国。是宋之为国，始终以和议而存，不和议而亡。盖其兵力本弱，而所值辽、金、元三朝，皆当勃兴之运，天之所兴，固非人力可争，以和保邦，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。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，妄肆诋讠其，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，听其言则是，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。

按宋南渡后，亦未尝无可乘之机。其一在金废刘豫，以地予宋，而乌珠（旧史名兀术。）又兴兵来取之时。宋则刘有顺昌之捷，韩世忠围淮阳，有氵加口镇、潭城、千秋湖之捷，且曰：“兵势最重处，臣请当之。”岳飞有郾城之捷、颖昌之捷，已进军至朱仙镇，遣将经略京东、西、汝、颖、陈、蔡诸郡，且曰：“直捣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耳！”吴在蜀，亦有石壁砦、百通坊、剡家湾、腊家城之捷。使乘此势，策励诸将进兵，河以北虽不可知，而陕西、河南地未必不可得。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，遽令班师，遂成画淮之局，此一失也。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，军溃而归，中原鼎沸，南有魏胜、李宝之起义，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，金世宗虽贤，登极吸睹，国势易摇，宋则孝宗为君，张浚为相，皆锐意恢复者。使有韩、岳诸人，以训练之兵，讨离携之众，自当大有克捷。而诸宿将已无在者，仅一刘，老病垂死，吴亦暮气不振，所恃李显忠、邵宏渊辈，望轻才薄，才得炅、虹，至宿州辄大溃，于是三京终不可复，此又一失也。统前后观之，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，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，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。（明邱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，为世儒所讪笑，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，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