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之得君

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，引用奸邪，更张法令，驯至靖康之难，人皆咎安石为祸首，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。帝自命大有为之才，尝欲克复燕云，恢张先烈。当其为颖王时，已与韩维论功名。（见《维传》。）及即位，富弼因奏对，即曰：“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。”盖已窥见意旨矣。（见《弼传》。）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，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。（见《安礼传》。）苏颂使契丹归，帝问以山川人情，颂曰：“彼讲和日久，未有他意。若汉武久勤征讨，匈奴终不服，至宣帝时，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。唐中叶以后，河湟陷于吐蕃，宪宗欲复之而不能，至宣宗时，乃以三关七州来归。盖外国之叛服不常，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。”颂意盖有所讽云。（见《颂传》。）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、蓟，别储于景福殿，后神宗题此库云：“五季失图，犭严狁孔炽。艺祖造邦，思有惩艾，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，曾孙保之，敢忘厥志。”又诗曰：“每虔惕心，妄意遵遗业。顾予不武姿，何日成戎捷！”（见《食货志》。）是帝久有取燕、云之志，后帝与大臣定议，将遂举兵，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，太后曰：“吉凶悔吝生乎动，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。万一不谐，生炅所系，可胜言哉！苟可取，则太祖、太宗已取之，何待今日！”（见《慈圣光献曹后传》。）观此数传，则帝意在用武开边，复中国旧地，以成盖世之功，而环顾朝臣，皆习故守常，莫有能任其事者。安石一出，悉斥为流俗，别思创建非常，突过前代，帝遂适如所愿，不觉如鱼得水，如胶投漆，而倾心纳之。欲用兵必先聚财，于是青苗、免役之法行。欲聚财必先用人，于是吕惠卿、章之徒进。虽举朝争之甚至，内而慈圣光献太后，外而韩琦、富弼诸老臣，俱以安石为不可用，而帝持之愈力，护之愈坚，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，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，王安石出而与之遇，宜其流毒不能止。然则非安石之误帝，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。厥后兵不敢用于北，而稍试于西，炅武之役，丧师覆将，涂炭百万，帝中夜得报，起环榻行，彻旦不寐。（见《宣仁高后传》。）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，已晚矣。善乎韩维之论曰：“圣人功名，因事而见，不可先有功名心。”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