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史

《金史》叙事最详核，文笔亦极老洁，迥出《宋》、《元》二史之上。说者谓多取刘祁《归潜志》、元好问《壬辰杂编》以成书，故称良史。然《好问传》，金亡后，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，好问言于张，欲据以撰述，后为乐夔所沮而止。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。今《金史》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。按《完颜勖》及《宗翰传》，女直初无文字，祖宗时并无纪录。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，多得先世遗事。太宗天会六年，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。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，综为三卷，凡部族既曰某部，又曰某水、某乡、某村，以识别之。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，中多诈谋诡计，悉无所隐，故所纪咸得其实云。今按《世纪》，初臣辽而事之，继叛辽而灭之，一切以诈力从事，皆直书不讳，及《锡馨》、（旧名石显。）《和诺克》、（旧名桓赧。）《萨克达》、（旧名散达。）《乌春拉必》、（旧名腊醅。）《罕都》、（旧名欢都。）《伊克》（旧名冶诃。）等传地名、部名、村名，悉了如指掌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。皇统八年，勖等又进《太祖实录》二十卷。大定中，修《睿宗实录》成，世宗曰：“当时旧人，惟古云（旧名彀英。）在。”令史官持往就问之，多所更定。（见《古云传》。）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，卫绍王被弑，记注无存。元初王鹗修《金史》，采当时诏令，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，杨云翼日录四十卷，陈老日录二十余条，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。可见《金史》旧底固已确核，宜纂修诸人之易藉手也。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。如《李石传》，谓旧史载其少贫，贞懿后周之不受，及中年，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，如出两人。史又称其未贵时，人有慢之者，及为相，其人见石惶恐，石乃待之弥厚，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。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，以求得实，非全恃钞录旧文者。其宣、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、刘二书，盖二人身历南渡，后或游于京，或仕于朝，凡庙谋疆事，一一皆耳闻目见，其笔力老劲，又足卓然成家。修史者本之以成书，故能使当日情事，历历如见。然谓其全取元、刘之作，则又不然。如《王若虚传》，崔立以汴城降蒙古，朝臣欲为树碑纪功，以属祁，祁属草后，好问又加点窜。此事元、刘二人方且深讳，（见好问《外家别业上梁文》及祁《归潜志》。）而《若虚传》竟直书之，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，非全事钞撮者也。又金初灭辽取宋，中间与宋和战不一，末年又为蒙古所灭，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，其胜败之迹，若人人铺叙，徒滋繁冗，《金史》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一人详叙之，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，可以旁见侧出，故有纲有纪，条理井然，如珠赫店（《辽史》作出店河，《金史》作出河店。）之战，太祖自将，则书于本纪。获辽主，取宋帝，则详于《宗翰》、《宗望传》。渡江追宋高宗，则详于《宗弼传》。富平之战，则详于《宗弼》及《持嘉晖（旧名赤盏晖）传》。和尚原之战，则详于《宗弼》及《古云传》。泾州西原之战，则详于《古云》及《萨里罕（旧名撒离喝。）传》。正隆用兵，则详于《海陵本纪》及《李通传》。大定中复取淮、泗，则详于《布萨忠义》、（旧名仆散忠义。）《赫舍哩种塔传》。（旧名纥石烈种塔。）泰和中宋兵来侵，则详于《布萨揆》、（旧名仆散揆。）《宗浩》、《完颜纲》传。兴定中发兵侵宋，则详于《约赫德（旧名牙吾塔。）传》。巩昌之战，则详于《博索（旧名白撒。）传。》禹山之战，则详于《伊剌布哈（旧名移剌蒲阿。）传》。三峰山之战，则详于《完颜哈达（旧名合达。）传》。汴城括粟之惨，则详于《锡默爱实（旧名斜卯爱实。）传》。汴城之攻围，则详于《博索》及《完颜纳申》、（旧名奴申。）《崔立传》。归德之窜，则详于《白华传》。蔡州之亡，则详于《完颜仲德传》。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，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，最得史法。又如辽将和尚、道温二人之忠于辽，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，则但书其殉节，而死事之详听其入《辽史》、《宋史》可矣，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，特用古人夹叙法，附书道温二人于《宗望传》，徐徽言于《罗索（旧名娄室。）传》，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，而文法亦不至枝蔓，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。

按崔立功德碑一事，《金史》《刘祁》、《元好问》二传皆不载。《王若虚传》则谓，崔立杀宰相，以汴京降蒙古，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。若虚谓奕曰：“学士代王言，功德碑谓之代王言，可乎？”奕不能夺，乃召太学生为之。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。是碑文之作，与祁、好问二人无涉也。而《若虚传》又谓，若虚辞免后，召太学生刘祁、麻革到省，好问时为郎中，谓祁等曰：“众议属二君，其无辞。”祁不得已为草定，以示好问，好问意未惬，乃自为之。既成，以示若虚，乃共删定数字，然止直叙其事而已。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、好问二人之手矣。然郝经有《辨磨甘露碑诗》云：“国贼反城自为功，万段不足仍推崇。勒文颂德召学士，滹南先生付一死。（即若虚。）林希更不顾名节，兄为起草弟亲刻。省前便磨甘露碑，书丹即用丞相血。百年涵养一涂地，父老来看暗流涕。数尊黄封几斛米，卖却家声都不计。盗据中国责金源，吠尧极口无颜。作诗为告曹听翁，且莫独罪元遗山。”据此则作文另有人，（林希本宋人，盖借以影喻作文者。）并非祁、革，而好问改作之诬，更不待辨矣。然经诗末句云，“且莫独罪元遗山”，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。经诗谓林希所作“极口吠尧”，斥金源“盗据中国”，而《金史》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，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，且指斥国家，好问见而愤之，特改其肆逆之语，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