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记注官最得职

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，较《贞观政要》更多数倍，推其故，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。大定中，伊剌杰言，每屏人奏事，虽史官亦不得与闻，无由纪录。世宗以问石琚，琚曰：“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，言动必书，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。”上曰：“朕观《贞观政要》，太宗与臣下议论，始议如何，后竟如何，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。”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，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。（本纪）黄久约为谏官侍朝，故事宰相奏事，则近臣退避，久约将趋出，世宗止之。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。（《久约传》）则不惟记注官不避，即谏臣亦不避矣。载笔者在旁，则天子惟恐失言，而所言皆出于正。记注官听诸切近，据实书之，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。章宗时，完颜守贞修起居注，与同官张奏言：“唐中书门下入阁，谏官随之，欲其与闻政事，有所开说。又起居郎、起居舍人，每帝视朝，则左右对立，有命则临阶俯听，退而书之，以为起居注。今臣等回避，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，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，臣等无缘得知，何所记录？”上从之。又补阙杨庭秀言，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，编次日历。上是其言，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。（《守贞》及《庭秀传》）故《章宗本纪》所载帝训亦多，皆记注官之得其职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