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以坏和议而亡

宋南渡后，至绍兴七八年间，盗贼尽平，韩、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，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，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，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。其后正隆南侵，开禧北伐，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。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。盖事势当危急之时，不得不谨畏睦邻，图存于亡，若犹仗虚骄之气，必误国事也。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，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，已解围矣。后以迁汴之举，致蒙古藉口，再起兵端，残破河北，蹂躏关陕。至哀宗即位，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，副以遗留物，因而与之讲解。哀宗下省院议，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，谓朝廷先遣使，则于国体有亏，遂止。（《合达传》）正大六年，蒙古兵围庆阳，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，为缓师计，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。时适有太昌原之捷，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，谓使者曰：“我已准备军马，可傈饿战。”斡骨栾归，以其语奏蒙古主，遂怒不可解，统大兵入陕。（《牙吾塔传》）是时金兵不复南侵，宋人亦有继好之意。正大八年，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，约同御北兵，且索军饷。札付者，上行下之檄也，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，而宋之和好又绝。蒙古围汴，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，已退兵矣。而飞虎军申福、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，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，而不可解矣。此皆不度时势，徒恃虚气，以速灭亡也。金之先以和误人，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，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