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末种人被害之惨

一代敝政，有不尽载于正史，而散见于他书者。金制，以种人设明安穆昆（旧名猛安谋克。）分领之，使散处中原。世宗虑种人为民害，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，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，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，意至深远也。其后蒙古兵起，种人往战辄败。承安中，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，不足豢身家，故无斗志，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。于是武夫悍卒，倚国威以为重，有耕之数世者，亦以冒占夺之。及宣宗贞间南渡，盗贼群起，向之恃势夺田者，人视之为血雠骨怨，一顾盼之顷，皆死于锋镝之下，虽赤子亦不免。事见元遗山所作《张万公碑》文。又《完颜怀德碑》亦云，民间雠拨地之怨，睚眦种人，期必杀而后已。寻踪捕影，不三二日，屠戮净尽，甚至掘坟墓，弃骸骨。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，民不忍杀，得全其生。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，尽歼于贞时。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，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，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，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。然《金史》绝不载此事，仅于《张万公传》中略见之，则知《金史》之缺漏多矣。

又金末佥军之弊，见刘祁《归潜志》。金制，每有征伐，辄下令佥军，民家有数丁者，尽拣取无遗。贞初，有任子为监当者，正赴吏部选，亦佥监官军。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，七斤怒，命左右以弓矢射之，已而上知其不可，乃止。元光末，备黄河，修潼关，又下令佥军。祈之父刘元规，曾官户部郎中，家居在籍，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，俱选为千户，既立部曲，当以次相钤束，后亦罢之。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