守令

所謂天子者，執天下之大權者也。其執大權奈何？以天下之權，寄之天下之人，而權乃歸之天子。自公卿大夫，至於百里之宰，一命之官，莫不分天子之權，以各治其事，而天子之權乃益尊。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，盡天下一切之權，而收之在上，而萬幾之廣，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，（沈約宋書論曰，孝建泰始，主威獨運，空制百司，權不外假，而刑政糾襍，理難徧通。）而權乃移於法。於是多為之法，以禁防之。雖有姦宄有所不能踰，而賢智之臣，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，相與兢兢奉法，以求無過而已。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，而寄之吏胥。是故天下之尤急者，守令親民之官，而今日之尤無權者，莫過於守令。守令無權，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，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？書曰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。蓋至於守令日輕，胥吏日重，則天子之權已奪，而國非其國矣。尚何政令之可言耶？削考功之繁科，循久任之成效，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，庶乎守令賢，而民事理，此今日之急務也。

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，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，曾未足以新一郡之耳目而已去，又况用人不得專辟，臨事不得專議，錢糧悉拘於官，而不得專用，軍卒弗出於民，而不得與聞。蓋古之治郡者，自辟令丞，唐世之大藩，亦多自辟幕府僚屬。是故守一郡之事，或司金穀，或按刑獄，各有分職，守不煩而政自治。雖令之主一邑，丞則贊治，而掌農田水利，主簿掌簿書，尉督盜賊，令亦不勞，獨議其政之可否而已。今自一命而上，皆出於吏部，遇一事公堂完署，甲是乙否，吏或因以為奸，勾稽文墨，補苴罅漏、塗擦歲月，填塞辭款，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。至於唐世之賦上供，送使留州，自有定額。兵則郡有都試，而惟守之所調遣。宋之盛時，歲有常貢，官府所在，用度贏餘，過客往來，廩賜豐厚，故士皆樂於其職，而疾於赴功。兵雖不及於唐，義勇民丁，團結什伍，衣裝弓弩，坐作擊刺，各保鄉里。敵至即發，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。今則官以錢糧為重，不留贏餘，常俸至不能自給，故多贓吏，兵則自近戍遠，旣為客軍尺籍伍符，各有統帥，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，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。夫辟官蒞政，理財用人，郡縣之四權也。而今皆不得以專之。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，而令不一。法令雖若可守，而議不一。為守令者，旣不得其職，將欲議其法外之意，必且玩常習故，辟嫌礙例，而皆不足以有為。而况三時耕稼，一時講武，不復古法之便易，而兵農益分。遇歲一儉，郡縣之租稅，悉不及額。軍無見食，東那西挾，倉廩空虛，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。或者水旱洊至，閭里蕭然，農民菜色，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，而坐至流亡。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，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，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，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！必也復四者之權，一歸於郡縣，則守令必稱其職，國可富民可裕，而兵農各得其業矣。

宋理宗淳祐八年，監察御史兼崇正殿說書陳求魯奏，今日救弊之策，大端有四。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，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。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，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。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，以重其權。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，以激其氣。然後為之正其經界，明其版籍，約其妄費，裁其橫斂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釆而行之。

舊唐書烏重𦙍傳，元和十三年，為橫海節度使，上言曰，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，其大畧可見。蓋刺史失其職，反使鎮將領兵事。若刺史各得職分，又有鎮兵，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奸，豈能據一州為叛哉？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，祗以奪刺史縣令之職，自作威福故也。臣所管棣景德三州，已舉公牒，各還刺史職事訖。應在州兵，竝令刺史收管。從之。由是法制脩立，各歸名分。是後雖幽鎮魏三州，以河北舊風，自相更襲，在滄州一道，獨稟命受代，自重𦙍制置使然也。

祖宗朝，凡大府知府之任，多有賜勅，然無常例。成化四年六月，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，以廉州密邇珠池，喉襟交阯，近為廣西流賊攻陷城邑，生民凋弊，特請賜勅。從之。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，以吉安多强宗豪右，詞訟繁興，亦請賜勅俾得權宜處置，從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