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松二府田賦之重

丘濬大學衍義補曰，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。以今觀之，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。而蘇松常嘉湖五府，又居兩浙十九也。考洪武中，（據諸職掌。）天下夏稅秋粮，以石計者，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，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，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，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，常州府五十五萬一千餘，是此一藩三府之地，其田租比天下為重，其粮額比天下為多。今國家都燕，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，以實京師。而此五府者，幾居江西、湖廣、南直隷之半。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，以準其餘。蘇州一府七縣，（時未立太倉州。）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餘頃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，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粮，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，其科徵之重，民力之竭，可知也已。

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，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，每畆三斗。宋時均兩浙田，每畆一斗。（宋淳祐元年，鮑廉作琴川志曰，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，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，各乘遞馬，均定稅數，只作中下二等，中田一畆，夏稅錢四文四分，秋米八升。下田一畆，錢三文三分，米七升四合。取於民者不過如此。自熙豐更法，崇觀多事，靖炎軍興，隨時增益。然則宋初之額，尚未至一斗也。）元入中國，初定天下田稅，上田每畆稅三升，中田二升半，下田二升，水田五升。（元史耶律楚材傳。）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，天下田稅，亦不過三升五升，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，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。獨蘇松二府之民，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。今之粮重去處，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。請言其故，國初籍沒土豪田租，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，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，有司不體聖心，將沒入田地，一依租額起糧，每畆四五斗七八斗，至一石以上。民病自此而生。（宋史言，建炎元年，籍沒蔡京王黼等莊，以為官田，減租三分。洪武初，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。）何也？田未沒入之時，小民於土豪處還租，朝往暮回而已。後變私租為官糧，乃於各倉送納，運涉江湖，動經歲月，有二三石納一石者，有四五石納一石者，有遇風波盜賊者，以致累年拖欠不足。（王叔英疏，亦言輸之官倉，道路旣遙，勞費不少，收納之際，其獘更多，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。自洪武時已然矣。）愚按宋華亭一縣，即今松江一府，當紹熙時，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。景定中，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，益粮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。宋末官民田地，稅糧共四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，量加圓斛。元初田稅，比宋尤輕。然至大德間，沒入朱清張瑄田後，至元間，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。一府稅粮，至有八十萬石。迨至季年，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，與夫營圍沙職，僧道站役等田。至洪武以來，一府稅粮，共一百二十餘萬石。租旣太重，民不能堪。於是皇上憐民重困，屢降德音，將天下係官田地，粮額遞减三分二分外。（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。）松江一府稅粮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。愚歷觀往古，自有田稅以來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以農夫蠶婦，凍而織，餒而耕，供歲不足，則賣兒鬻女。又不足，然後不得已而逃。以至田地荒蕪，錢粮年年拖欠。向蒙恩赦，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月之間，所免稅粮，不下數百萬石。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，又復七年。拖欠折收輕齊，亦不下數百萬石。折收之後，兩奉詔書勅諭，自宣德七年以前，拖欠糧草，監糧屯種，子粒稅絲，門攤課鈔，悉皆停徵。前後一十八年間，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。由此觀之，徒有重稅之名，殊無徵稅之實。願閣下轉達皇上，稽古稅法，斟酌取舍，以宜於今者而稅之。輕其重額，使民如期輸納。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，又有徵稅之實矣。

今按宣廟實錄，洪熙元年閏七月，廣西右布政使周幹，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，言蘇州等處，人民多有逃亡者。詢之耆老，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。如吳江崑山民田畆，舊稅五升，小民佃租富室田畆，出私租一石。後因沒入官，依私租減二斗，是十分而取八也。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，每畆舊輸租一石，後因事故還官，又如私租例盡取之。且十分而取其八，民猶不堪，况盡之乎？盡取則無以給私家，而必至於凍餒，欲不逃亡不可得矣。乞命所司，將沒官之田，及公侯還官田租，俱照彼處官田起科，畆稅六斗，則田地無拋荒之患，而小民得以安生。下部議。宣德五年二月癸巳，詔各處舊額官田，起科不一，租糧旣重，農民弗勝。自今年為始，每田一畆，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，各減十分之二。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，各減十分之三，永為定例。六年三月，巡撫侍郎周忱言，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，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，俱是古額，科糧太重，乞依民田起科，庶徵收易完。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。劾忱變亂成法，沽名要譽，請罪之。上不許。七年三月庚申朔，詔但係官田塘地，稅糧不分古額近額，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，不許故違。辛酉上退朝，御左順門，謂尚書胡濙曰，朕昨以官田賦重，百姓苦之，詔減什之三，以蘇民力。嘗聞外間有言，朝廷每下詔，蠲除租賦，而戶部皆不准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，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。若然則是廢格詔令，壅遏恩澤，不使下流，其咎若何？今減租之令，務在必行。書曰，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。有子曰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卿等皆士人，豈不知此？朕昨有詩述此意，今以示卿，其念之毋忘。濙等皆頓首謝。其詩曰，官租頗繁重，在昔蓋有因。而此服田者，本皆貧下民。耕作旣勞勩，輸納亦苦辛。遂令衣食微，曷以贍其身？殷念惻予懷，故迹安得循？下詔減什三，行之四方均。先王視萬姓，有若父子親。茲惟重邦本，豈曰矜吾仁？英廟實錄，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，行在戶部奏，浙江直隷蘇松等處，減除稅糧，請命各處巡撫侍郎，幷同府縣官，用心覈實，其官田每畆秋糧四斗一升，至二石以上者，減作二斗七升，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，減作二斗，一斗一升至二斗者，減作一斗。明白具疏，送部磨勘。從之。（按嘉靖十七年，册長洲縣田，猶有七斗以上者，今與民田通均，而猶三斗七升。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。）

官田自漢以來有之。宋史建炎元年，籍蔡京王黼等官莊以為官田。開禧三年，誅韓𠈁胄。明年置安邊所，凡𠈁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，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。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，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。景定四年，殿中侍御史陳堯道，右正言曹孝慶，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，乞依祖宗限田議，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，踰限之田，抽三分之一，買充公田，得一千萬畆之田。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。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。始於浙西六郡，凡田畆起租滿石者，予二百貫，以次遞减。有司以買田多為功，皆謬以七八斗為石。其後田少，與磽瘠虧租，與佃人負租而逃者，率取償田主。六郡之民，多破家矣。（理宗紀，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，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。）而平江之田獨多。（似道傳，包恢知平江，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。）元之有天下也，此田皆別領於官。松江府志，言元時苗稅公田外，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，領故宋后妃田，以供太后。江浙財賦府，領籍沒朱清張瑄田，以供中宮。（元史天曆二年，十月，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。）稻田提領所，領籍沒朱（國珍）管（明）田，以賜丞相脫脫。撥賜莊，（在上海十九保。　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，賜脫脫松江田，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。）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，（又有汪關關滿經歷田。）以賜影堂寺院。諸王近臣，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，（元史成宗紀，大德七年七月，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，其田令依例輸租。仁宗紀，至大四年，御史臺言，白雲宗總攝所，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，不養父母，選役損民，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，勒還民籍。從之。）皆不係州縣元額。而元史所記賜田，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，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剌，郯王徹徹禿等，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，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，無不以平江田。而平江之官田又多。至張士誠據吳之日，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，皆出於負販小人，無不志在良田美宅。一時買獻之產，徧於平江，而一入版圖，亦按其租簿沒入之。已而富民沈萬三等，又多以事被籍，是故改平江曰蘇州，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。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，知府况鍾所奏之數，長洲等七縣秋糧，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，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，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。是一府之地土，無慮皆官田，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。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，而官田之一石者，奉詔减什之三，而猶為七斗，是則民間之田，一入於官，而一畆之糧，化而為十四畆矣。（實錄，宣德七年七月己未，行在戶部奏，直隷松江府沒官田，宜準民田例起科，上從之，命各處官田糧俱照此例。）此固其積重難返之勢，始於景定，訖於洪武。而徵科之額，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。於是巡撫周忱，有均耗之法，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，以寬官佃。而租額之重，則一定而不可改。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，其始皆給於官，而歲輸其稅。浸久不可問，而其稅復派之於田。然而官田官之田也，國家之所有，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。民田民自有之田也，各為一册而徵之。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，一曰民田之賦，金史所謂官田曰租，私田曰稅者，而未嘗併也。相沿日久，版籍訛脫，疆界莫尋。村鄙之氓，未嘗見册，買賣過割之際，往往以官作民。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，又百出而不可究。所謂官田者，非昔之官田矣。乃至訟端無窮，而賦不理。（景泰二年十一月庚戌，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，將湖州府官田重租，分派民田輕租之家，承納及歸併則例。　四年五月庚申，詔巡撫直隷侍郎李敏，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佃。先是正統中，戶都會官議，令江南小戶官田，改為民田起科，而量改大戶民田為官田，以備其數。旣又因御史徐郁奏，令所司均配扣算，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，以甦貧困。但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。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，莫能究竟，其獘仍舊。至是郁復以為言，戶部請從其議，命敏均定搭派，敢有恃强阻滯者，執治其罪。從之。）於是嘉靖二十六年，嘉興知府趙瀛剏議，田不分官民，稅不分等則，一切以三斗起徵。蘇松常三府，從而效之。自官田之七斗六斗，下至民田之五升，通為一則。而州縣之額，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。多者長洲至畆科三斗七升，少者太倉畆科二斗九升矣。國家失累代之公田，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，事之不平，莫甚於此。然而為此說者，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，而當日之士大夫，亦皆帖然而無異論。亦以治如亂絲，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，而使斯人之害，如水益深，而不可救也。（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，極為惋歎。）抑嘗論之，自三代以下，田得買賣，而所謂業主者，即連陌跨阡，不過本其錙銖之直。而直之高下，則又以時為之。地力之盈虛，人事之贏絀，率數百年而一變，奈之何一入於官，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？且景定之君臣，其買此田者，不過予以告牒會子，虛名不售之物，逼而奪之，以至彗出民愁，而自亡其國。（宋史言，買公田五千畆以上，以銀半分，官告五分，度牒二分，會子二分半。五千畆以下，以銀半分，官告三分，度牒三分，會子三分半。千畆以下，度牒會子各半。五百畆至三百畆，全以會子。及田事成，每石官給止四十貫，而半是告牒，民持之而不得售，六郡騷然。）四百餘年之後，推本重賦之繇，則猶其遺禍也。（宋史謂其獘極多，其租極重，及宋亡遺患猶不息，亮哉斯言！）而况於沒入之田，本無其直者乎？至於今日，佃非昔日之佃，而主亦非昔日之主，則夫官田者，亦將與册籍而俱銷，共車牛而盡矣。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，固已不可行。（隋書李德林傳，高祖以高阿那肱衞國縣市店八十區，賜德林。車駕幸晉陽，店人上表，稱地是民物，高氏强奪，於內造舍。上命有司料還價直，則是以當代之君，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，古人已有之矣。　又考後漢書，譙玄子瑛，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。及玄卒，天下平定。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。光武勅所在還玄家錢。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，固當如此。）而欲一切改從民田，以復五升之額，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。有王者作，咸則三壤，謂宜遣使按行吳中，逐縣清丈。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。上田科二斗，中田一斗五升，下田一斗。山塘塗蕩，以升以合計者，附於册後，而槩謂之曰民田。惟學田屯田，乃謂之官田，則民樂業而賦易完。視之紹熙以前，猶五六倍也。豈非去累代之橫征，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？昔者唐末，中原宿兵所在，皆置營田，以耕曠土。其後又募高貲戶，使輸課佃之。戶部別置官司總領，不隸州縣。梁太祖擊淮南，掠得牛以千萬計，給東南諸州農民，使歲輸租。自是歷數十年，牛死而租不除，民甚苦之。周太祖素知其弊，用張凝李穀之言，悉罷戶部營田，務以其民隷州縣，其田廬牛農器，竝賜見佃者為永業，悉除租牛課。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。或言營田有肥饒者，不若鬻之，可得錢數萬緡以資國。（宋紹興二十三年，知池州黃子游言，青陽縣苗，七八倍於諸縣。因南唐嘗以縣為宋齊丘食邑，故輸三斗，後遂為額。詔減苗稅二分有半，科米二分。）帝曰利在於民，猶在國也。朕用此錢何為？嗚呼！以五代之君，猶知此義，而况它日大有為之主，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。

今存者，惟衞所屯田，學田，勳戚欽賜莊田，三者猶是官田。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，佃戶亦轉相典賣，不異民田。蘇州一府，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，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。官山每畆科五升，私山畆科一升五勺。

今高淳縣之西，有永豐鄉者，宋時之湖田，所謂永豐圩者也。文獻通考，永豐圩自政和五年，圍湖成田，初令百姓請佃。後以賜蔡京，又以賜韓世忠，又以賜秦檜，繼撥隸行宮，今隸總所。（宋史，建康府永豐圩租米，歲以三萬石為額。）王弼（成化十一年進士，溧水知縣。）永豐謠曰，永豐圩接永寧鄉，一畆官田三斗糧。人家種田無厚薄，了得官租身即樂。前年大水平斗門，圩底禾苗沒半分。里胥告災縣官怒，至今追租如追魂。有田追租未足怪，盡將官田作民賣。富家得田貧納租，年年舊租結新債。舊租未了新租促，更向城中賣黃犢。一犢千文任時估，債家算息不算母。嗚呼！有犢可賣君莫悲，東鄰賣犢兼賣兒。但願有兒在我邊，明年還得種官田。讀此詩，知當日官佃之苦，即已如此。（元史閻復傳，言江南公田租重，宜減以貸貧民。）而以官作民，亦不始於近日矣。

元微之集奏狀，右臣當州百姓田地，每畆只稅米九升五合，草四分，地頭榷酒錢，共出二十一文。已下其諸色職田，每畆約稅粟三斗，草三束，腳錢一百二十文。若是京官上司職田，又須百姓變米，雇車般送。比量正稅，近於四倍。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，所稅輕重，約與職田相似。是則官田之苦，自唐已然，不始於宋元也。故本朝洪熙宣德中，屢下詔書，令民間有拋荒官田，召人開耕，依民田例起科，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。

吳中之民，有田者什一，為人佃作者什九。其畆甚窄，而凡溝渠道路，皆幷其稅於田之中。歲僅秋禾一熟。一畆之收，不能至三石，（凡言石者皆以官斛。）少者不過一石有餘。而私租之重者，至一石二三斗，少亦八九斗。佃人竭一歲之力，糞壅工作，一畆之費可一緡。而收成之日，所得不過數斗。至有今日完租，而明日乞貸者。故旣減糧額，即當禁限私租，上田不得過八斗，如此則貧者漸富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。元史成宗紀，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，（時成宗即位。）江浙行省臣言，陛下即位之初，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。然江南與江北異。貧者佃富人之田，歲輸其租，今所蠲特及田主，其佃民輸租如故，則是恩及其富室，而不被於貧民也。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，亦如所蠲之數。從之。（本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，刑科給事中年富，亦有此請。）大德八年正月己未，詔江南佃戶，私租太重，以十分為率，普減二分，永為定例。前一事為特恩之蠲，後一事為永額之減，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。是則厚下之政，前代已有行之者。

漢武帝時董仲舒言，或耕豪民之田，見稅十五。唐德宗時陸贄言，今京畿之內，每田一畆，官稅五升，而私家收租，有畆至一石者。是二十倍於官稅也。降及中等，租猶半之。夫土地王者之所有，耕稼農夫之所為，而兼幷之徒，居然受利，望令凡所占田，約為條限，裁减租價，務利貧人。仲舒所言，則今之分租。贄所言，則今之包租也。然猶謂之豪民，謂之兼幷之徒。（食貨志，豪民侵陵，分田刼假。師古曰，分田，謂貧者無田，而取富人田耕種，共分其所收也。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。刼者，富人刼奪其稅，侵欺之也。）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