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

古人編書，皆記其亡闕。所以仲尼定《書》，逸篇具載。王儉作《七志》，已，又條劉氏《七略》及二《漢‧藝文志》、魏《中經簿》所闕之書為一志。阮孝緒作《七錄》，已，亦條劉氏《七略》及班固《漢志》、袁山松《後漢志》、《魏中經》、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。隋朝又記梁之亡書。自唐以前，書籍之富者，為亡闕之書有所系，故可以本所系而求，所以書或亡於前而備於後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。及唐人收書，只記其有，不記其無，是致後人失其名系，所以崇文四庫之書，比於隋唐亡書甚多，而古書之亡尤甚焉。

古人亡書有記，故本所記而求之。魏人求書有《闕目錄》一卷，唐人求書有《搜訪圖書志》一卷，所以得書之多也。宋嘉祐中，下詔并書目一卷，惜乎行之不遠，一卷之目亦無傳焉。臣今所作《群書會紀》，不惟簡別類例，亦所以廣古今而無遺也。

古人編書，必究本末，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襲，故學者亦易學，求者亦易求。謂如隋人於歷一家最為詳明，凡作歷者幾人，或先或後，有因有革，存則俱存，亡則俱亡。唐人不能記亡書，然猶紀其當代作者之先後，必使具在而後已。及崇文四庫，有則書，無則否，不惟古書難求，雖今代憲章亦不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