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道中

韓退之曰︰「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爲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爲臣，故其說長。」夫說長者，道之所由明，而說長者，亦卽道之所由晦也。夫子明教於萬世，夫子未嘗自爲說也。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舊典，故曰︰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又曰︰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」「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執《禮》」，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無可作也。有德無位，卽無制作之權。空言不可以教人，所謂無徵不信也。教之爲事，羲、軒以來，蓋已有之。觀《易‧大傳》之所稱述，則知聖人卽身示法，因事立教，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，別有所謂教法也。虞廷之教，則有專官矣；司徒之所敬敷，典樂之所咨命；以至學校之設，通於四代；司成師保之職，詳於《周官》。然旣列於有司，則肄業存於掌故，其所習者，修齊治平之道，而所師者，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無二，官師合一，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？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，則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極，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？儒也者，賢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於是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，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。人道所當爲者，廣矣，大矣。豈當身皆無所遇，而必出於守先待後，不復涉於人世哉？學《易》原於羲畫，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；觀《書》始於《虞典》，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。以爲所處之境，各有不同也。然則學夫子者，豈曰屏棄事功，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？

《易》曰︰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道不離器，猶影不離形。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，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，而不知六經皆器也。《易》之爲書，所以開物成務，掌於《春官》太卜，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。《書》在外史，《詩》領大師，《禮》自宗伯，《樂》有司成，《春秋》各有國史。三代以前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六藝，未嘗不以教人，不如後世尊奉六經，別爲儒學一門，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。蓋以學者所習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國家政教；而其爲用，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，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。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，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，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。後人不見先王，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，故表章先王政教，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爲說，以致離器言道也。夫子自述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則云︰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」則政教典章，人倫日用之外，更無別出著述之道，亦已明矣。秦人禁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而云「欲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」。夫秦之悖於古者，禁《詩》、《書》耳。至云學法令者，以吏爲師，則亦道器合一，而官師治教，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。其後治學旣分，不能合一，天也。官司守一時之掌故，經師傳授受之章句，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歴代相傳，不廢儒業，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，守其六籍，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。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，離形存影者哉？彼舍天下事物、人倫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。

《易》曰︰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矣。」然而不知道而道存，見謂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隱也，不隱於庸愚，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。蓋官師治教合，而天下聰明範於一，故卽器存道，而人心無越思。官師治教分，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，則一陰一陽，入於受性之偏，而各以所見爲固然，亦勢也。夫禮司樂職，各守專官，雖有離婁之明，師曠之聰，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傳，而吾以道德明其教，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。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藝，以存周公舊典也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而諸子紛紛，則已言道矣。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，司馬談別之爲六家，劉向區之爲九流，皆自以爲至極，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觀之，皆仁智之見而謂之，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。夫道因器而顯，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謂道者，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。仁見謂仁，智見謂智，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。自人各謂其道，而各行其所謂，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，許子之道，其類皆是也。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，而大備於周公、孔子，歴聖未嘗別以道名者，蓋猶一門之內，不自標其姓氏也。至百家雜出而言道，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則曰堯、舜之道，再則曰周公、仲尼之道，故韓退之謂「道與德爲虛位」也。夫「道與德爲虛位」者，道與德之衰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