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公上

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於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志期於道，言以明志，文以足言。其道果明於天下，而所志無不申，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。《虞書》曰︰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。」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。必於試功而庸服，則所貴不在言辭也。誓誥之體，言之成文者也。茍足立政而敷治，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周公曰︰「王若曰多方。」誥四國之文也。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，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，成王允而行之，是卽成王之言也。蓋聖臣爲賢主立言，是謂賢能任聖，是亦聖人之治也。曾氏鞏曰︰「典謨載堯、舜功績，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，是豈尋常所及哉？當時史臣載筆，亦皆聖人之徒也。」由是觀之，賢臣爲聖主述事，是謂賢能知聖，是亦聖人之言也。文與道爲一貫，言與事爲同條，猶八音相須而樂和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；五味相調而鼎和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於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

司馬遷曰︰「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。」是則男女慕悅之辭，思君懷友之所託也；征夫離婦之怨，忠國憂時之所寄也。必泥其辭，而爲其人之質言，則《鴟鴞》實鳥之哀音，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，《萇楚》樂草之無家，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？夫詩人之旨，溫柔而敦厚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，舒其所憤懣，而有裨於風敎之萬一焉，是其所志也。因是以爲名，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，古人無是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於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

夫子曰︰「述而不作。」六藝皆周公之舊典，夫子無所事作也。《論語》則記夫子之言矣。「不恆其德」，證義巫醫，未嘗明著《易》文也。「不忮不求」之美季路，「誠不以富」之嘆夷、齊，未嘗言出於《詩》也。「允執厥中」之述堯言，「元牡昭告」之述湯誓，未嘗言出於《書》也。（《墨子》引《湯誓》。）《論語》記夫子之微言，而《詩》、《書》初無識別，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。（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，攷證《論語》所記夫子之言，多有所本。古書或有僞託，不盡可憑，要之，古人引用成說，不甚拘別。）夫子之言，見於諸家之稱述，（諸家不無眞僞之參，而子思、孟子之書，所引精粹之言，亦多出於《論語》所不載。）而《論語》未嘗兼收，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。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，《論語》爲聖言之薈粹，創新述故，未嘗有所庸心，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敎，而聖作明述，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其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

周衰文弊，諸子爭鳴，蓋在夫子旣歿，微言絶而大義之已乖也。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，固將以其所謂道者，爭天下之莫可加，而語言文字，未嘗私其所出也。先民舊章，存錄而不爲識別者，《幼官》、《弟子》之篇，《月令》、《土方》之訓是也。（《管子‧地圓》、《淮南‧地形》，皆土訓之遺。）輯其言行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，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，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。《莊子‧讓王》、《漁父》之篇，蘇氏謂之僞託；非僞託也，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。《晏子春秋》，柳氏以謂墨者之言。非以晏子爲墨，爲墨學者述晏子事，以名其書，猶《孟子》之《告子》、《萬章》名其篇也。《呂氏春秋》，先儒與《淮南鴻烈》之解同稱，蓋謂集眾賓客而爲之，不能自命專家，斯固然矣。然呂氏、淮南，未嘗以集眾爲諱，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。二家固以裁定之權，自命家言，故其宗旨，未嘗不約於一律，（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，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。）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。諸子之奮起，由於道術旣裂，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，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，而遂欲以之易天下。其持之有故，而言之成理者，故將推衍其學術，而傳之其徒焉。茍足顯其術而立其宗，而援述於前，與附衍於後者，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其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

夫子因魯史而作《春秋》，孟子曰︰「其事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」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。載筆之士，有志《春秋》之業，固將惟義之求，其事與文，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。世之譏史遷者，責其裁裂《尚書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之文，以謂割裂而無當；（出蘇明允《史論》。）世之譏班固者，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，以謂盜襲而無恥，（出鄭漁仲《通志》。）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。遷史斷始五帝，沿及三代、周、秦，使舍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，豈將爲憑虛、亡是之作賦乎？必謂《左》、《國》而下，爲遷所自撰，則陸賈之《楚漢春秋》，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之《傳》，皆遷之所採摭，其書後世不傳，而徒以所見之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，怪其割裂焉，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。固書斷自西京一代，使孝武以前，不用遷史，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？必謂孝武以後，爲固之自撰，則馮商、揚雄之紀，劉歆、賈護之書，皆固之所原本，其書後人不見，而徒以所見之遷史，怪其盜襲焉，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。以載言爲翻空歟，揚、馬詞賦，尤空而無實者也。馬、班不爲《文苑傳》，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，乃述事之大者也。以敘事爲徵實歟，年表傳目，尤實而無文者也。《屈賈》、《孟荀》、《老莊申韓》之標目，《同姓侯王》、《異姓侯王》之分表，初無發明，而僅存題目，裦貶之意，默寓其中，乃立言之大者也。作史貴知其意，非同於掌故，僅求事文之末也。夫子曰︰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此則史氏之宗旨也。茍足取其義而明其志，而事次文篇，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其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

漢初經師，抱殘守缺，以其畢生之精力，發明前聖之緒言，師授淵源，等於宗支譜系；觀弟子之術業，而師承之傳授，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，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。公、穀之於《春秋》，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。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，而後著之竹帛焉，非如後人作經義，茍欲名家，必以著述爲功也。商瞿受《易》於夫子，其後五傳而至田何。施、孟、梁邱，皆田何之弟子也。然自田何而上，未嘗有書，則三家之《易》，著於《藝文》，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。是知古人不著書，其言未嘗不傳也。治韓《詩》者，不雜齊、魯；傳伏《書》者，不知孔學；諸學章句訓詁，有專書矣。門人弟子，據引稱述，雜見傳紀章表者，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，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。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，別有微言緒論，口授其徒，而學者神明其意，推衍變化，著於文辭，不復辨爲師之所詔，與夫徒之所衍也。而人之觀之者，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，不復辨其孰爲師說，孰爲徒說也。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，而口耳竹帛，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︰古人之言，所以爲公也，未嘗矜於文辭，而私據爲己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