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州志藝文書序例

《易》曰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。」夫文字之原，古人所以爲治法也。三代之盛，法具於書，書守之官。天下之術業，皆出於官師之掌故，道藝於此焉齊，德行於此焉通，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。而《周官》六篇，皆古人所以卽守官而存師法者也。不爲官師職業所存，是爲非法，雖孔子言禮，必訪柱下之藏是也。三代而後，文字不𨽻於職司，於是官府章程，師儒習業，分而爲二，以致人自爲書，家自爲說；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，遂紛然矣。（六經皆屬掌故，如《易》藏太卜，《詩》在太師之類。）書旣散在天下，無所統宗，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，亦勢之所不容已。然自有著錄以來，學者視爲紀數簿籍，求能推究同文爲治，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，惟劉向、劉歆所爲《七略》、《別錄》之書而已。故其分別九流，論次諸子，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，失而爲某事之敝，條宣究極，隱括無遺。學者茍能循流而溯源，雖曲藝小數，詖辭邪說，皆可返而通乎大道；而治其說者，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。有其守之，莫或流也；有其趨之，莫或歧也。言語文章，胥歸識職，則師法可復，而古學可興，豈不盛哉？韓氏愈曰：「辨古書之正僞，昭昭然若黑白分。」孟子曰：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孔子曰：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」夫欲辨古書正僞，以幾於知言，幾於多聞擇善，則必深明官師之掌，而後悉流別之故，竟末流之失；是劉氏著錄，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。不能究官師之掌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，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；則天下學術，無所宗師。「生心發政，作政害事」，孟子言之，斷斷如也。然而涉獵之士，方且炫博綜之才；索隱之功，方且矜隅墟之見；以爲區區著錄之文，校讐之業，可以有裨於文事。噫！其惑也。

六典亡而爲《七略》，是官失其守也。《七略》亡而爲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《周官》之籍富矣；保章天文，職方地理，虞衡理物，巫祝交神，各守成書以布治法，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，不特師氏、保氏所謂六藝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文也。司空篇亡，劉歆取《考工記》補之。非補之也，考工當爲司空官屬，其所謂記，卽冬官之典籍；猶《儀禮》十七篇，爲春官之典籍；《司馬法》百五十篇，爲夏官之典籍，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。當日典籍具存，而三百六十之篇，卽以官秩爲之部次，文章安得散也？衰周而後，官制不行，而書籍散亡，千百之中，存十一矣。就十一之僅存，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，非鑿則漏，勢有難行，故不得已而裁爲《七略》爾。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，蓋之爲言，猶疑辭也。欲人深思，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。故曰六典亡而爲《七略》，官失其守也。雖然，官師失業，處士著書，雖曰法無統紀，要其本旨，皆欲推其所學，可以見於當世施行。其文雖連綴，而指趨可約也；其說雖譎詭，而駁雜不出也。故老莊、申韓、名墨、縱橫，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，是師傳未失之明騐也。師傳未亡，則文字必有所本。凡有所本，無不出於古人官守，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。魏晉之間，專門之學漸亡，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；詩賦、章表、銘箴、頌誄，因事結構，命意各殊；其旨非儒非墨，其言時離時合，裒而次之，謂之文集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。文章無本，斯求助於詞采；纂組經傳，摘抉子史，譬醫師之聚毒，以待應時取給；選青妃紫，不主一家，謂之類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。學術旣無專門，斯讀書不能精一，刪略諸家，取便省覽；其始不過備一時之㨗給，未嘗有意留青，繼乃積漸相沿，後學傳爲津逮；分之則其本書具在，合之則非一家之言，紛然雜出，謂之書抄。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。會心不足，求之文貌，指摘句調工拙，品節宮商抑揚；俗師小儒，奉爲模楷，裁節經傳，摘比詞章，一例丹鉛，謂之評選。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。凡此四者，並由師法不立，學無專門，末俗支離，不知古人大體，下流所趨，實繁且熾；其書旣不能悉付丙丁，惟有强編甲乙。而欲執《七略》之舊法，部末世之文章，比於枘鑿方圓，豈能有合？故曰《七略》流而爲四部，是師失其傳也。若謂史籍浩繁，《春秋》附庸，蔚成大國；（《七略》以《太史公》列《春秋》家，至二十一史，不得不別立史部。）名墨寥落，小宗支別，再世失傳；（名家者流，墨家者流，寥寥數家者，後代不復有其書矣。）以謂《七略》之勢，不得不變而爲四部，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。

聞以部次治書籍，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。漢初諸子百家，浩無統攝，官《禮》之意亡矣。劉氏承西京之敝，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，著爲條貫，以溯其源，則治之未嘗不精也。魏、晉之間，文集類書，無所統繫，（魏文帝𢰅徐、陳、應、劉之文，都爲一集，摯虞作《文章流別集》，集之始也。魏文帝作《皇覽》，類書之始也。）專門傳授之業微矣。而荀、李諸家，（荀勗、李充。）不能推究《七略》源流；至於王、阮諸家，（王儉、阮孝緒。）相去逾遠。其後方技兵書，合於子部，而文集自爲專門，類書列於諸子，唐人四部之書，（四部創於荀勗，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，故云始於唐人也。）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，而天下學術，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。蓋《七略》承六典之敝，而知存六典之遺法；四部承《七略》之敝，而不知存《七略》之遺法；是《七略》能以部次治書籍，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。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《七略》者：一曰史籍之繁，不能附《春秋》家學也。夫二十一史，部勒非難；至於職官故事之書，譜牒紀傳之體，或本官禮制作，或涉儒雜家言，不必皆史裁也。今欲括囊諸體，斷史爲部，於是儀注不入禮經，職官不通六典，謨誥離絶《尚書》，史評分途諸子；（史評皆諸子之遺，入史部，非也。）變亂古人立言本旨、部次成法以就𥳑易，如之何其可也？二曰文集日繁，不列專部，無所統攝也。夫諸子百家，非出官守，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；則文集非諸子百家，而著錄之書，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？夫集體雖曰繁賾，要當先定作集之人。人之性情，必有所近；得其性情本趣，則詩賦之所寄託，論辨之所引喻，紀敘之所宗尚，掇其大旨，略其枝葉，古人所謂一家之言，如儒、墨、名、法之中，必有得其流別者矣。（如韓愈之儒家，柳宗元之名家，蘇軾之縱橫家，王安石之禮家。）存錄其文集本名，論次其源流所自，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，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；則巵言無所附麗，文集之弊可以稍歇，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。將由《七略》專家，而窺六典遺則乎？家法旣專，其無根駁雜，類鈔評選之屬，可以不煩而自治。是著錄之道，通於敎法，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，輕言編次哉？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，識古人之大體，而遽欲部次羣言，辨章流別，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；是以著錄之家，好言四部，而憚聞《七略》也。

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，備於班固，而實仿於司馬遷。司馬遷未著成法，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。則言著錄之精微，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。究劉氏之業，將由班固之書，人知之；究劉氏之業，當參以司馬遷之法，人不知也。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，條辨學術同異，推究利病，本其家學，（司馬談論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以爲六家。）尚已。紀首推本《尚書》，（《五帝本紀贊》。）表首推本《春秋》，（《三代世表序》。）傳首推本《詩》《書》所闕，至於虞夏之文，（《伯夷列傳》。）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。其於六藝而後，周秦諸子，若孟荀三鄒、老莊申韓、管晏、屈原、虞卿、呂不韋諸傳，論次著述，約其歸趣，詳略其辭，頡頏其品；抑揚咏嘆，義不拘墟，在人卽爲列傳，在書卽爲敘錄；古人命意標篇，俗學何可繩尺限也？劉氏之業，其部次之法，本乎官《禮》；至若敘錄之文，則於《太史列傳》，微得其裁。蓋條別源流，治百家之紛紛，欲通之於大道，此本旨也。至於卷次部目，篇第甲乙，雖按部就班，秩然不亂，實通官聯事，交濟爲功。如《管子》列於道家，而敘小學流別，取其《弟子職》篇，附諸《爾雅》之後；則知一家之書，其言可採，例得別出也。《伊尹》、《太公》，道家之祖。（次其書在道家。）《蘇子》、《蒯通》，縱橫家言，以其兵法所宗，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，冠冕孫吳諸家，則知道德兵謀，凡宗旨有所統會，例得互見也。夫篇次可以別出，則學術源流，無闕間不全之患也。部目可以互見，則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之患也。學術之源流，無闕間不全；分綱別紀，無兩歧牽掣；則《周官》六卿聯事之意存，而《太史列傳》互詳之旨見。（如《貨殖》敘子貢，不涉《弟子列傳》。《儒林》敘董仲舒、王吉，別有專傳。）治書之法，古人自有授受，何可忽也？自班固刪《輯略》，而劉氏之緒論不傳；（《輯略》乃總論羣書大旨。）省部目，而劉氏之要法不著；（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。）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，所以辨章百家，通於大道，（《莊子·天下篇》亦此意也。）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；無惑乎學無專門，書無世守，轉不若巫祝符籙、醫士秘方，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。鄭樵《校讐》之略，力糾《崇文》部次之失，自班固以下，皆有譏焉。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，當追官《禮》，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乙，某書宜丙而訛丁。夫部次錯亂，雖由家法失傳，然儒雜二家之易混，職官故事之多歧，其書本在兩可之間，初非著錄之悞。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，不明於後世，雖使太史復生，揚雄再見，其於部次之法，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。鄭氏能譏班《志》附類之失當，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，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。且吾觀後人之著錄，有別出《小爾雅》以歸《論語》者，（本《孔叢子》中篇名。《隋·經籍志》別出歸《論語》。）有別出《夏小正》以入時令者。（本《大戴禮》篇名。《文獻通考》別出歸時令。）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？特忘其所本之書，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。《嘉瑞記》旣入五行，又互見於雜傳；（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。）《西京雜記》旣入故事，又互見於地理；（《唐書·藝文志》。）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？特忘其已登著錄，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。夫末學支離，至附類失據，重複錯訛，可謂極矣。究其所以歧悞之由，則理本有以致疑，勢有所以必至。徒拘甲乙之成法，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、所以互見者，析其精微，其中茫無定識，弊固至乎此也。然校讐之家，茍未能深於學術源流，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，斷部而互見，將破碎紛擾，無復規矩章程，斯救弊益以滋弊矣。是以校讐師法，不可不傳；而著錄專家，不可不立也。

州縣志乘藝文之篇，不可不熟議也。古者行人采書，太史掌典，文章載籍，皆聚於上；故官司所守之外，無墳籍也。後世人自爲書，家別其說，縱遇右文之代，購典之期，其能入於秘府，領在史官者，十無七八，其勢然也。文章散在天下，史官又無專守，則同文之治，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，州縣志乘得而部次，著爲成法，守於方州，所以備輶軒之采風，待秘書之論定；其有奇衺不衷之說，亦得就其聞見，校讐是正；庶幾文章典籍，有其統宗，而學術人心，得所規範也。昔蔡邕正定石經，以謂四方之士，至有賄改蘭臺漆書，以合私家文字者，是當時郡國傳習，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。文字㸃畫，小學之功，猶有四方傳習之異，况紀載傳聞，私書別錄，學校不傳其講習，志乘不治其部次，則文章散著，疑似兩淆，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？鄭樵論求書之法，以謂因地而求，因人而求，是則方州部錄藝文，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。前代搜訪圖書，不懸重賞，則奇書秘策，不能會萃；茍懸重賞，則僞造古逸，妄希詭合；三墳之《易》，古文之《書》，其明徵也。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，下正家藏之目，上借中秘之徵，則天下文字，皆著籍錄；雖欲私錮而不得，雖欲僞造而不能，有固然也。夫人口孳生，猶稽版籍；水土所產，猶列職方。况乎典籍文章，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，治功事緒之所流傳，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，治其要刪，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