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清縣志　皇言紀序例

史之有紀，肇於《吕氏春秋》十二月紀。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，冠冕百三十篇，蓋《春秋》之舊法也。厥後二十一家，迭相祖述，體肅例嚴，有如律令。而方州之志，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，不聞有所遵循；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，詳目而不能舉綱，宜其散漫無章，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。夫古者封建之世，列國自有史書；然正月必係周王，魯史必稱周典，（韓宣子見《易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謂《周禮》盡在於魯是也。）蓋著承業所由始也。後世郡縣，雖在萬里之外，制如古者畿甸之法，乃其分門次類，畧無規矩章程，豈有當於《周官》外史之義歟？（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掌達書名於四方。此見列國之書，不得自擅，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。）此則撰志諸家，不明史學之過也。

呂氏十二月令，但名爲紀；而司馬遷、班固之徒，則稱本紀。原其稱本之義，司馬遷意在紹法《春秋》；顧左氏、公、穀專家，各爲之傳；而遷則一人之書，更著書、表、列傳以爲之緯，故加紀以本，而明其紀之爲經耳。（其定名則倣《世本》之舊稱。）班固不達其意，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。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，特以表稱年表，傳稱列傳，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，惟志止是單名，故强配其數，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。（古人配字雙單，往往有之，如《七畧》之方稱經方，《淮南子》論稱書論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惟無害於文義，乃可爲之耳。）至於例以義起，方志撰紀，以爲一書之經，當矣。如亦從史而稱本紀，則名實混淆，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。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，有關當代人君行事，其文本非紀體，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，於義固無害也。若稱本紀，則無是理矣。是則方志所謂紀者，臨本書之表傳，則體爲經；對國史之本紀，則又爲緯矣。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。

遷、固而下，本紀雖法《春秋》，而中載詔誥號令，又雜《尚書》之體。至歐陽脩撰《新唐書》，始用大書之法，筆削謹嚴，乃出遷、固之上，此則可謂善於師《春秋》者矣。至於方志撰紀，所以備外史之拾遺，存一方之祗奉，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，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，期於愼輯詳誌，無所取於《春秋》書事之例也。是以恭錄皇言，冠於首𥳑；與史家之例，互相經緯，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。

大哉王言，出於《尚書》；王言如絲，出於《禮記》。蓋三代天子稱王，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。後世以王言承用，據爲典故。而不知三代以後，王亦人臣之爵；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，此則拘於泥古，未見其能從時者也。夫《尚書》之文，臣子自稱爲朕，所言亦可稱誥。後世尊稱，旣定於一，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，豈得拘執古例，不知更易？是以易王言之舊文，稱皇言之鴻號，庶幾事從其質，而名實不淆。

勅天之歌，載於謨典；而後史本紀，惟錄詔誥。蓋詩歌抒發性情，而詔誥施於政事，故史部所收，各有當也。至於方志之體，義在崇奉所尊，於例不當別擇。前總督李衞所修《畿輔通志》，首列詔諭宸章二門，於義較爲允協。至永清一縣，密邇畿南，固無特頒詔諭。若牽連諸府州縣，及統該直隸全部，則當載入通志，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，遂冒錄以入書。如有恩賜蠲逋賑恤，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，而詔諭所該者廣，是亦未敢越界而書。惟是覃恩愷澤，裦贈貤封，固家乘之光輝，亦邑書之弁冕，是以輯而紀之。御製詩章，止有《氷窖》一篇，不能分置卷帙，恭錄詔諭之後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