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朝邑志後

韓邦靖《朝邑志》二卷，爲書七篇：一曰《總志》，二曰《風俗》，三曰《物產》，四曰《田賦》，五曰《名宦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雜記》。總約不過六七千言，用紙十六七番，志乘之簡，無有過於此者。康《武功》極意求簡，望之瞠乎後矣。康爲作序，亦極稱之。

今觀文筆，較康實覺簡凈；惟總志於古蹟中，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。康氏、韓氏皆能文之士，而不解史學，又欲求異於人，故其爲書，不情至此，作者所不屑道也。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，故以志法繩之，疵謬百出。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，直是一篇無韻之《朝邑賦》，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《朝邑考》；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，如《陳留風俗》、《洛陽伽藍》諸傳記，不以史家正例求之，未始不可通也。故余於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家之志，以《朝邑》爲稍優。然《朝邑志》之疵病雖少，而程濟從建文事，濫采野史，不考事實，一謬也。併選舉於人物，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，二謬也。書其父事，稱韓家君名，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。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，自係邦靖尊屬，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，何人之母。古人臨文不諱。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；然《滑稽傳》有談言微中，不諱談字，恐諱名之說未確。就使諱之，而自敘家世，必實著其父名，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。今邦靖諱其父，而使人不知爲誰；稱其尊屬爲太宜人，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；則是没其先人行事，欲求加人而反損矣。三謬也。

至於篇卷之名，古人以竹簡爲篇；簡策不勝，則別自爲編，識以甲乙，便稽核耳。後人以繒帛成卷，較竹簡所載爲多，故以篇爲文之起訖，而卷則槪以軸之所勝爲量；篇有義理，而卷無義理故也。近代則紙冊寫書，較之卷軸，可增倍蓰，題名爲卷，不過存古名耳。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，則分篇者，毋庸更分卷數，爲其本自無義理也。今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志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，而括題俱以篇名，可謂得古人之似矣。《武功》用紙六十餘番，一冊足用，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，於義已無所取。《朝邑》用紙僅十餘番，不足一冊之用，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，則何說也？或曰：此乃末節，非關文義，何爲屑屑較之？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，此等篇題名目，猶且不達古人之意，則其一筆一削，希風前哲，不自度德量力，槪可知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