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倉

淳熙八年十一月，浙東提舉朱熹言："乾道四年間，建民艱食。熹請於府，得常平米六百石，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濟，夏受粟於倉，冬則加二計息以償。自後逐年斂散，或遇少歉，即蠲其息之半，大饑即盡蠲之。凡十有四年，得息米造成倉廒，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，見管米三千一百石，以為社倉，不復收息，每石只收耗米三升，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，雖遇凶年，人不闕食。請以是行於司倉。"時陸九淵在敕令局，見之歎曰："社倉幾年矣，有司不復掛牆壁，所以遠力無知者。"遂編入《賑恤門》（凡借貸者十家為甲，甲推其人為之首，五十甲則本倉自擇一公平曉事者為社首。正月告示，社首下都結甲，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，互相覺察。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，並不得入甲。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，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、小兒若干口，大人一石，小兒減半，五歲以下不預請，甲頭加請一倍。社首親自審訂虛實，取各人親手押字，類聚齊備，齎赴本倉。再自審其無弊，然後逐一排定，甲頭寫上都簿，明載某人借若干石，依正簿給，關與甲頭收執請榖。仍分兩時支散，初當下田時。次當耘耨時，秋禾成熟，還榖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，榖有濕惡不實者罰之）。

嘉定末，真德秀帥長沙行之。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，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，凶年饑歲，人多賴之。然事久而弊，或主者倚公以行私，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，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，甚者拘催無異正賦。良法美意，胥此焉失，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，斯民庶乎其有養矣。

朱子《建安五夫社倉記》曰："予惟成周之制，縣都各有委積，以待凶荒，而隋、唐所謂社倉者，亦近古之良法也。今皆廢矣，獨常平、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，然皆藏於州縣，所恩不過市井惰遊輩，至於深山長穀力穡遠輸之民，則雖饑餓致死而不能及也。又其為法太密，使吏之避事畏法者，視民之殍而不肯發，往往全其封鐍，遞相傳授，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，一旦甚不獲已，然後發之，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。夫以國家愛民之深，其慮豈不及此？然而未有所改者，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，欲一聽其所為，則恐其計私以害公，欲謹其出入，同於官府，則鉤校靡密，上下相遁，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，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。

又《金華社倉記》曰："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，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。以予觀於前賢之論，而以今日之事驗之，則青苗者，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。但其給之也，以金而不以榖；其處之也，以縣而不以鄉；其職之也，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；其行之也，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。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，而不能行之於天下。子程子嘗極論之，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。"

高宗紹興間，於江、浙、湖南博糴（博糴極邊糧草，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，先封樁緊便鈔，然後召人入糴也。所謂"緊便鈔"謂水路緊便處緊便鈔，謂上三山場榷務也），多者給官誥，少者給度牒。於是或以鈔引數多不售，而吏緣為奸，人情大擾。於是減損其價，勸誘富實積粟之家，不拘官戶、編戶。至於斗面加抬有禁，專斗乞取有禁，凡朝廷降金銀錢帛和糴，而州縣阻節不即支還者有罰。

四川有對糴米，謂如稅戶甲家當輸百石，則又科糴百石，所輸倍於正稅，皆軍興後科配也。

紹興八年，侍御史蕭振言："經制司糴米，一例拋降數目與諸州，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，諸縣科與百姓，是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。經制一司張官置吏，止為收糴一事，如何拋與諸州？乞別選官置場收糴。"從之。

十五年，詔禁州縣減克價錢，橫斂腳費，如盤量出剩，監官計剩數科罪。

十八年，戶部奏免和糴，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。

孝宗乾道三年，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，毋得強配於民。

四年，糴本不給度牒、關引，只降會子，品搭錢糧，每石價錢二貫五百文，又令人戶自行量概。凡江西、湖南民間不便於關子，令兩路繳回。

淳熙四年，詔四川旱傷處免糴。上諭執政曰："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，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，臨時豈不誤事。大抵賑糶未可歲迴圈，以備凶荒；樁積米須留於要害屯軍所在，庶幾軍民皆便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