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（之一）

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。臣近準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：「準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，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書，請詳批印造，供赴當所交割。本監檢準元祐令，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，今來未敢支賣，蒙都省送禮部看詳。」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；除可令收買名件外，「其《策府元龜》、歷代史、太學敕式，本部未敢便令收買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。」尋準都省批狀云：「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關，已曾許買《策府元龜》並《北史》。今來監本部並不檢會體例，所有人使乞買書籍，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，許收買。其當行人吏上簿者。」

臣伏見高麗人使，每一次入貢，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饋送燕勞之費，約十餘萬貫，而修飾亭館，騷動行市，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。除官吏得少饋遺外，並無絲毫之利，而有五害，不可不陳也。所得貢獻，皆是玩好無用之物，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，民之膏血，此一害也。所至差借人馬什物，攪撓行市，修飾亭館，民力暗有陪填，此二害也。高麗所得賜予，若不分遺契丹，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，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，此三害也。高麗名為慕義來朝，其實為利，度其本心，終必為契丹用。何也？彼足以制其死命，而我不能故也。今使者所至，圖畫山川形勝，窺測虛實，豈復有善意哉？此四害也。慶曆中，契丹欲渝盟，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，今乃招來其與國，使頻歲入貢，其曲甚於塘泊。幸今契丹恭順，不敢生事，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，以此藉口，不知朝廷何以答之？此五害也。臣心知此五害，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，因其饋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，卻退其物。待其改書稱用年號，然後受之，仍催促進發，不令住滯。及近歲出知杭州，卻其所進金塔，不為奏聞。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，不令過當。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，並乞依祖宗《編敕》，杭、明州並不許發舶往高麗，違者徒二年，沒入財貨充賞。並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「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」一條。已上事，並蒙朝廷一一施行。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，庶幾漸次不來，為朝廷消久遠之害。

今既備員禮曹，乃是職事。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，以待人使買賣，不惟移市動眾，奉小國之陪臣，有損國體，兼亦抑勒在京行鋪，以資吏人廣行乞取，弊害不小。所以具申都省，乞不施行。其乖方作弊官吏，並不蒙都省略行取問。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，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，內有《策府元龜》歷代史及敕式。國子監知其不便，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。臣謹按《漢書》：「東平王宇來朝，上疏求諸子及《太史公書》，當時大臣以謂：『諸侯朝聘，考文章，正法度，非理不言。今東平王幸得來朝，不思制節謹度，以防違失，而求諸書，非朝聘之義也。諸子書或反經術，非聖人，或明鬼神，信物怪；《太史公書》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，漢興之初，謀臣奇策，天官災異、地形厄塞，皆不宜在諸侯王家。不可予。』詔從之。」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，特以備位藩臣，猶不得賜，而況海外之裔夷，契丹之心腹者乎？

臣聞河北榷場，禁出文書，其法甚嚴，徒以契丹故也。今高麗與契丹何異？若高麗可與，即榷場之法亦可廢。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《太平禦覽》，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，卻之。近日復乞，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。今歷代史、《策府元龜》，與《御覽》何異？臣雖知前次曾許買《策府元龜》及《北史》，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，若便以為例，即上乖先帝遺旨，下與今來不賜《御覽》聖旨異同，深為不便，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，未為過當，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！臣竊謂無罪可書，雖上簿薄責，至為末事，於臣雙無絲毫之損。臣非為此奏論，所惜者，無厭小國，事必曲從，官吏茍循其意，雖動眾害物，不以為罪；稍有裁節之意，便行詰責，今後無人敢逆其請。使意得志滿，其來愈數，其患愈深。所以須至極論，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