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集·卷二

上贾滑州书

愈儒服者，不敢用他术干进。又惟古执贽之礼，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，以为贽，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曰：丰山上有钟焉，人所不可至，霜既降，则铿然鸣。盖气之感，非自鸣也。

愈年二十有三，读书学文十五年，言行不敢戾于古人，愚固泯泯不能自计。周流四方，无所适归。伏惟阁下，昭融古之典义，含和发英，作唐德元；简弃诡说，保任皇极。是宜小子刻心悚慕，又焉得不感而鸣哉！徒以献策阙下，方勤行役，且有负薪之疾，不得稽首轩阶，遂拜书家仆，待命于郑之逆旅。伏以小子之文，可见于十五章之内，小子之志，可见于此书。与之进，敢不勉；与之退，敢不从。进退之际，实惟阁下裁之。

上考功崔虞部书

愈不肖，行能诚无可取。行己颇僻，与时俗异态，抱愚守迷，固不识仕进之门。乃与群仕争名，竞得失，行人之所甚鄙，求人之所甚利，其为不可，虽童昏实知之。如执事者，不以是为念，援之幽穷之中，推之高显之上。是知其文之或可，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；知其人之或可，而不知其时之莫可也。既以自咎，又叹执事者，所守异于人人，废耳任目，华实不兼，故有所进，故有所退。且执事始考文之明日，浮嚣之徒，已相与称曰：“某得矣，某得矣。”问其所从来，必言其有自。一日之间，九变其说。凡进士之应此选者，三十有二人，其所不言者，数人而已，而愈在焉。及执事既上名之后，三人之中，其二人者，固所传闻矣。华实兼者也，果竟得之，而又升焉。其一人者，则莫之闻矣。实与华违，行与时乖，果竟退之。如是则可见时之所与者，时之所不与者之相远矣。

然愚之所守，竟非偶然，故不可变。凡在京师八九年矣，足不迹公卿之门，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。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，此时惟念，以为得失固有天命，不在趋时，而偃仰一室，啸歌古人。今则复疑矣。未知夫天竟如何，命竟如何？由人乎哉，不由人乎哉？欲事干谒，则患不能小书，因於投刺；欲学为佞，则患言讷词直，率事不成，徒使其躬亻焉而不终日。是以劳思长怀，中夜起坐，度时揣己，废然而返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又常念古之人日已进，今之人日已退。夫古之人，四十而仕，其行道为学，既已大成，而又之死不倦。故其事业功德，老而益明，死而益光，故《诗》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言老成之可尚也。又曰：“乐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。”谓死而不亡也。夫今之人，务利而遗道，其学其问，以之取名致官而已。得一名，获一位，则弃其业，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。故其事业功德，日以忘，月以削，老而益昏，死而遂亡。

愈今二十有六矣，距古人始仕之年，尚十四年，岂为晚哉？行之以不息，要之以至死，不有得于今，必有得于古；不有得于身，必有得于后。用此自遣，且以为知己者之报，执事以为如何哉？其信然否也？今所病者，在于穷约，无僦屋赁仆之资，无袍粝食之给。驱马出门，不知所之，斯道未丧，天命不欺，岂遂殆哉，岂遂困哉？窃惟执事之于愈也。无师友之交，无久故之事，无颜色言语之情。卒然振而发之者，必有以见知尔。故尽暴其所志，不敢以默。又惧执事多在省，非公事不敢以至，是则拜见之不可期，获侍之无时也。是以进其说如此，庶执事察之也。

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

与少室李拾遗书

十二月某日，愈顿首。伏承天恩，诏河南敦谕拾遗公，朝廷之士，引颈东望，若景星凤皇之始见也，争先睹之为快。方今天子仁圣，小大之事，皆出宰相，乐善言，如不得闻。自即大位已来，于今四年，凡所施者，无不得宜。勤俭之声，宽大之政，幽闺妇女，草野小人，皆饱闻而厌道之。愈不通於古，请问先生，世非太平之运欤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，年谷熟衍，符贶委至。若干纪之奸，不战而拘，强梁之凶，销铄缩栗，迎风而委伏。其有一事未就正，自视若不成人。四海之所环，无一夫甲而兵者。若此时也，拾遗公不疾起，与天下之士君子，乐成而享之，斯无时矣。

昔者，孔子知不可为，而为之不已，足迹接于诸侯之国。即可为之时，自藏深山，牢关而固距，即与仁义者异守矣。想拾遗公冠带就车，惠然肯来，舒所蓄积，以补缀盛德之有阙遗，利加於时，名垂于将来，踊跃悚企，倾刻以冀。

又窃闻朝廷之议，必起拾遗公。使者往若不许，即河南必继以行。拾遗征君若不至，必加高秩，如是则辞少就多，伤于廉而害于义，拾遗公必不为也。善人斯进，其类皆有望于拾遗公；拾遗公倘不为起，使众善人不与斯人施也。由拾遗公而使天子不尽得良臣，君子不尽得显位，人庶不尽被惠利，其害不为细。必望审察而远思之，务使合于孔子之道。幸甚！愈再拜。

答刘秀才论史书

六月九日，韩愈白秀才。辱问见爱，教勉以所宜务，敢不拜赐。愚以为凡史褒贬大法，《春秋》已备之矣。后之作者，在据事迹实录，则善恶自见。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，况褒贬邪？

孔子圣人作《春秋》，辱于鲁、卫、陈、宋、齐、楚，卒不遇而死；齐太史氏兄弟几尽；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；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刑诛；班固瘐死；陈寿起又废，卒亦无所至；王隐谤退，死家；习凿齿无一足；（凿齿，字彦威，襄阳人，以脚疾崔浩、范晔赤诛；魏收夭绝；宋孝王诛死。足下所称吴兢，亦不闻身贵，而今其后有闻也。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，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！

唐有天下二百年矣，圣君贤相相踵，其余文武之士，立功名跨越前后者，不可胜数，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？仆年志已就，衰退不可自敦率。宰相知其无他才能，不足用，哀其老穷，龃龉无所合，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，猥言之上，苟加一职荣之耳，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。贱不敢逆盛指，行且谋引去。且传闻不同，善恶随人所见。甚者，附党憎爱不同，巧造语言，凿空构立善恶事迹，于今何所承受取信，而可草草作传记，令传万世乎？若无鬼神，岂可不自心惭愧；若有鬼神，将不福人。仆虽，亦粗知自爱，实不敢率尔为也。

夫圣唐钜迹，及贤士大夫事，皆磊磊轩天地，决不沉没。今馆中非无人，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。后生可畏，安知不在足下？亦宜勉之！愈再拜。

与大颠师书

（此书诸本皆无。唯嘉小杭本有之。其篇次在此。与作召。颠作巅。师作和尚。方本列于石刻之首。今从杭本附此，而名篇从方氏。杭本又注云：唐元和十四年，刻石在潮阳灵山禅院。宋庆历丁亥，江西袁陟、世弼得此书，疑之，因之滁州谒欧阳永叔。永叔览之曰：“实退之语，他意不及也。”方本略载其语，又录欧公《集古录跋尾》云：“文公《与颠师书》，世所罕传。予以集录古文，其求之博，盖久而后获，其以《系辞》为《大传》，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，宜为退之之言。其后书‘吏部侍郎潮州刺史’，则非也。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，后移袁州，召为国子祭酒，迁兵部侍郎。久之，始迁吏部。而流俗相传，但知为韩吏部尔。《颠师遗记》，虽云长庆中立，盖并韩书皆国初重刻，故谬为附益尔。”方又注云：“今石刻乃元七年重立。”又云：“按：公三简，皆邀速常语耳，初无崇信佛法之说。妄者旁沿别撰答问等语，以肆诬谤，要当存此简，以解后世之惑。”今按：杭本，不知何人所注，疑袁自书也。便以《跋尾》参之，其记欧公之语，不谬矣。而东坡《杂说》乃云：“韩退之喜大颠，如喜澄观、文畅意，非信佛法也。而或者妄撰退之《与大颠书》，其词凡鄙，虽退之家奴仆，亦无此语。今一士人，又于其末妄题云，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，又诬永叔矣。”苏公此语，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，而未见《跋尾》之为欧公亲笔也。二公皆号一代文宗，而其去然同如此，览者不能无惑。然方氏尽载欧语，而略不及苏说，其意可见。至吕伯恭乃于《文鉴》特著苏说，以备乙览，则其同异之间，又益后人之惑矣。以余考之，所传三书，最后一篇，实有不成文理处，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，文势抑扬，则恐欧、袁、方意诚不为过。但意或是旧本亡逸，僧徒所记不真，致有脱误。欧公特观其大概，故但取其所可取，而未暇及其所可疑。苏公乃觉其所可疑，然亦不能察其为误，而直斥以为凡鄙。所以其论虽各有以，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。若乃后之君子，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。其附欧说者，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；其主苏氏者，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。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，若有补于世教，故特表而出之耳，皆非可与实事而求是者也。至如方氏虽附欧说，然亦未免曲为韩讳，殊不知其言既曰“久闻道德”，又曰“侧承道高”，又曰“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喻”，又曰“论甚宏博”，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邪？韩公之事，余于《答孟简书》，盖已论其详可矣，故不复论，特从方本，载此三书于《别集》，并录欧公二语，而附苏说方说于其后，且为全载书文于此，而考其同异，订其谬误如左。方以为读者以此观之，则其决为韩公之文，而非他人之所能作，无疑矣。方氏所据石本与

愈启：孟夏渐热，惟道体安和。愈弊劣无谓，坐事贬官到此，久闻道德，切思见颜。缘昨到来，未获参谒，倘能暂垂见过，实为多幸。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，日久<立宁>瞻，不宣。愈白。

愈启：海上穷处，无与话言，侧承道高，思获披接。专辄有此咨屈，倘惠能降喻，非所敢望也。至此一二日，却归高居，亦无不可。旦夕渴望。不宣。愈白。

愈启：惠匀至，辱答问，珍悚无已。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谕。《易大传》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然则圣人之意，其终不可得而见邪？”如此而论，读来一百遍，不如亲□颜色，随问而对之易了。此旬来晴明，旦夕不甚热，倘能乘闲一访，幸甚。旦夕驰望。愈闻道无疑滞，行止系缚，苟非所恋著，则山林闲寂，与城郭无异。大颠师论甚宏博，而必守山林，义不至城郭，自激修行，独立空旷，无累之地者，非通道也。劳于一来，安于所适，道故如是。不宣。愈顿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