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十一·题序
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
自吾居夷，不与中州人通书。有来南者，时言韩愈为《毛颖传》，不能举其辞，而独大笑以为怪，而吾久不克见。杨子诲之来，始持其书，索而读之，若捕龙蛇，搏虎豹，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，信韩子之怪于文也。世之模拟窜窃，取青媲白，肥皮厚肉，柔筋脆骨，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，其大笑固宜。
且世人笑之也，不以其俳乎？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。《诗》曰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《太史公书》有《滑稽列传》，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。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，呻吟习复，应对进退，掬溜播洒，则罢惫而废乱，故有“息焉游焉”之说。不学操缦，不能安玄。有所拘者，有所纵也。大羹玄酒，体节之荐，味之至者。而又设以奇异小虫、水草、梨、橘柚，苦咸酸辛，虽蜇吻裂鼻，缩舌涩齿，而咸有笃好之者。文王之昌蒲菹，屈到之芰，曾之羊枣，然后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。独文异乎？韩子之为也，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！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！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！而不若是，则韩子之辞，若壅大川焉，其必决而放诸陆，不可以不陈也。
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，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，毛颖之功也。韩子穷古书，好斯文，嘉颖之能尽其意，故奋而为之传，以发其郁积，而学者得之励，其有益于世欤！是其言也，固与异世者语，而贪常嗜琐者，犹占占然动其喙。彼亦甚劳矣乎！
裴堇崇丰二陵集礼后序
传曰：《诗》、《书》执礼，礼不执，则不行。自开元制礼，大臣讳避去《国恤》章，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。世之不学者，乃妄取豫凶事之说，而大典阙焉。由是累圣山陵，皆摭拾残缺，附比伦类，已乃斥去，其后莫能征。永贞、元和间，天祸仍遘，自崇陵至于丰陵，不能周岁。司空杜公，由太常相天子，连为礼仪使，择其僚以备损益，于是河东裴堇，以太常丞，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。内之则攒涂秘器，象物之宜；外之则复土斥上，因山之制。上之则顾命典册，与文物以受方国；下之则制服节文，颁宪则以示四方。由其肃恭，礼无不备。且苞并总统，千载之盈缩；罗络旁午，百氏之异同。搜扬翦截，而毕得其中；顾问关决，而不悖于事。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，而邦典不坠。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，及奏复于上，辨列于下，联百执事之仪，以为《崇丰二陵集礼》，藏之于太常书阁，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者。
昔韦孟以《诗》、《礼》傅楚，而郊庙之制，卒正于玄成；郑玄以笺注师汉，而禅代之仪，卒集于小同。贾谊以经术起，而嘉最好学；卢植以儒学用，而谌为祭法，旧史咸以为荣。今裴氏太尉公，以礼匡义，嗣侍中公以礼议封禅，祠部公以礼承大事，大理公以礼辅东宫，而堇也以礼奉二陵，又能成书以充其阙，其为爱礼而近古也，源远乎哉！
堇字封叔，其伯仲咸以文学显于世。大理之兄正平节公，以仪范成家道，以文雅经邦政，今相国郇公，其宗子也。郇公以孝友勤劳扬于家邦，游其门若闻《韶》、《<音>》，入其庙如至邹、鲁。恩溢乎九族，礼仪乎他门。则封叔之习礼也，其出于孝悌欤？成书也，其本于忠敬欤？由于家而达于邦国，其取荣于史氏也果矣！
柳宗直西汉文类序
左右史混久矣，言事驳乱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旨不立。自左丘明传孔氏，太史公述历古今，合而为史。迄于今交错相纟，莫能离其说。独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纪言，不参于事。《战国策》、《春秋后语》，颇本右史《尚书》之制。然无古人蔚然之道，大抵促数耗矣，而后之文者宠之。文之近古而尤壮丽，莫若汉之《西京》。班固书传之，吾尝病其畔散不属，无以考其变。欲采比义，会年长疾作，驽堕愈日甚，未能胜也。幸吾弟宗直，爱古书，乐而成之。搜讨砾裂，捃摭融结，离而同之，与类推移，不易时月，而咸得从其条贯。森然炳然，若开群玉之府。指挥联累，圭璋琮璜之状，各有列位，不失其序，虽第其价可也。以文观之，则赋、颂、诗、歌、书、奏、诏、策、议、论之辞毕具。以语观之，则右史记言，《尚书》、《战国策》成败兴坏之说大备，无不苞也。噫！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。
始吾少时，有路子者，自赞为是书，吾嘉而叙其意，而其书终莫能具，卒俟宗直也。故删取其叙，系于左，以为《西汉文类》首纪。殷、周之前，其文简而野，魏、晋以降，则荡而靡，得其中者汉氏。汉氏之东，则既衰矣。当文帝时，始得贾生明儒术，武帝尤好焉。而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相如之徒作，风雅益盛，敷施天下，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。于是宣于诏策，达于奏议，讽于辞赋，传于歌谣，由高帝迄于哀、平，王莽之诛，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。史臣班孟坚修其书，拔其尤者，充于简册，则二百三十年间，列辟之达道，名臣之大范，贤能之志业，黔黎之风美列焉。若乃合其英精，离其变通，论次其叙位，必俟学古者兴行之。唐兴，用文理。贞元间，文章特盛。本之三代，浃于汉氏，与之相准。于是有能者，取孟坚书，类其文，次其先后，为四十卷。
杨评事文集后序
赞曰：文之用，辞令褒贬，导扬讽谕而已。虽其言鄙野，足以备于用。然而阙其文采，固不足以竦动时听，夸示后学。立言而朽，君子不由也。故作者抱其根源，而必由是假道焉。作于圣，故曰经；述于才，故曰文。文有二道，辞令褒贬，本乎著述者也；导扬讽谕，本乎比兴者也；著述者流，盖出于《书》之谟、训，《易》之象、系，《春秋》之笔削，其要在于高壮广厚，词正而理备，谓宜藏于简册也。比兴者流，盖出于虞、夏之咏歌，殷、周之风雅，其要在于丽则清越，言畅而意美，谓宜流于谣诵也。兹二者，考其旨义，乖离不合。故秉笔之士，恒偏胜独得，而罕有兼者焉。厥有能而专美，命之曰艺成。虽古文雅之盛世，不能并肩而生。
唐兴以来，称是选而不怍者，梓潼陈拾遗。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馀，攻比兴而莫能极；张曲江以比兴之巢，穷著述而不克备。其馀各探一隅，相与背驰于道者，其去弥远。文之难兼，斯亦甚矣。若杨君者，少以篇什著声于时，其炳耀尤异之词，讽诵于文人，盈满于江湖，达于京师。晚节遍悟文体，尤邃叙述。学富识远，才涌未已，其雄杰老成之风，与时增加。既获是，不数年而夭。其季年所作尤善，其为《鄂州新城颂》、《诸葛武侯传论》、饯送梓潼陈众甫、汝南周愿、河东裴泰、武都符义府、泰山羊士谔、陇西李练凡六《序》，《庐山禅居记》、《辞李常侍启》、《远游赋》、《七夕赋》，皆人文之选已。用是陪陈君之后，其可谓具体者欤？呜呼！公既悟文而疾，既即功而废，废不逾年，大病及之，卒不得穷其工、竟其才，遗文未克流于世，休声未克充于时。凡我从事于文者，所宜追惜而悼慕也！宗元以通家修好，幼获省谒，故得奉公元兄命，论次篇简。遂述其制作之所诣，以系于后。
濮阳吴君文集序
博陵崔成务，尝为信州从事。为余言：邑有闻人濮阳吴君，弱龄长鬣而广颡，好学而善文。居乡党，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；教子弟，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。以是卿相贤士，率与亢礼。余尝闻而志乎心。会其子亻品，更名武陵，升进士，得罪来永州，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，再拜请余以文冠其首，余得遍观焉。其为词赋，有戒苟冒陵僭之志；其为诗歌，有交王公大人之义；其为诔志吊祭，有孝恭慈仁之诚。而多举六经圣人之大旨，发言成章，有可观者。
古之司徒，必求秀士，由乡而升之天官。古之太史，必求人风，陈诗以献于法宫。然后材不遗而志可见。近世之居位者，或未能尽用古道，故吴君之行不昭，而其辞不荐，虽一命于王，而终伏其志。呜呼，有可惜哉！
武陵又论次志传三卷继于末，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。
王氏伯仲唱和诗序
仆闻之，世其家业不陨者，虽古犹今也，求之于今而有获焉。王氏子某，与余通家，代为文儒。自先天以来。策名闻达，秉毫翰而践文昌。登禁掖者，纷纶华耀，继武而起。士大夫掉鞅于文囿者，咸不得攀而伦之。乙亥岁，某自南徐来，执文贶予，词有远致。又著论非班超不能读父兄之书，而乃徼狂疾之功以为名。吾知其奉儒素之道专矣。间以兄弟嗣来京师，会于旧里。若璩、在魏，机、云入洛。由是正声迭奏，雅引更和，播埙篪之音韵，调律吕之气候，穆然清风，发在简素。非文章之胄，曷能及兹？况宗兄握炳然之文，以赞关石，荐冠银章，荣映江湖，则向时之美谈，必复其始。
某也谓余传卜氏之学，宜叙于首章。操斧于班、郢之门，斯强颜耳。诗凡若干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