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论七首·东晋论

周遷而東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。晉遷而東，與周無異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

是有說焉，較其德與跡而然爾。周之始興，其來也遠。當其盛也，瓜分天下為大小之國，眾建諸侯，以維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傳子孫而守之，以為萬世之計。及厲王之亂，周室無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幸而窺周。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聖人之業。故雖天下無君，而正統猶在，不得而改。況平王之遷，國地雖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，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繼父，自西而東，不出王畿之內。（西周之地八百里，東周六百里，以井田之法計之、通為千里之方。）則正統之在周也，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。

夫晉之為晉，與夫周之為周也異矣。其德法之維天下者，非有萬世之計、聖人之業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，推較其跡，可以曰正而統爾。自惠帝之亂，晉政已亡，湣、懷之間，晉如線爾，惟嗣君繼世，推其跡曰正焉可也。建興之亡，晉於是而絕矣。

夫周之東也，以周而東。晉之南也，豈復以晉而南乎？自湣帝死賊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繼世，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，發於忠義而功不就，可為傷已！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法「君弑而賊不討」，則以為無臣子也。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，適當《春秋》之責，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幹天下之統哉？夫道德不足語矣，直推其跡之如何爾。若乃國已滅矣，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，卒不能復天下於一，則晉之琅邪，與夫後漢之劉備、五代漢之劉崇何異？備與崇未嘗為正統，則東晉可知焉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