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学试策三道（并问目天圣七年）·第一道

問：《詩》刪風、雅，有一國四方之殊；《書》載典、謨，實二帝三王之道。君臣之制有別，小大之政不侔。然而《關雎》王者之風，反係於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諸侯之事，乃附於訓誥之餘。究其閎綱，必有微旨。且巧言者丘明為恥，傳《春秋》蒙誣豔之譏；惠人者子產用心，作丘賦被蠆尾之謗。謂之誣豔，非巧言乎；目之蠆尾，豈惠人也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，歎其遺愛者哉？子大夫博識洽聞，強學待問，請談大義，用釋深疑。

對：舉賢而問，炎漢之得；射策程材，有唐之明詔。晁錯明國家之大體，仲舒究《春秋》之一元，皆條對於篇章，備天子之親覽；劉蕡述兵農之大略，微之以才識而中科，然品核其言詞，由有司而考第。皇上思講勳華之閎道，欲舉漢、唐之茂規，已詔公卿之流，博選賢良之士。而又申《周官》辨論之法，以考於賢能；較成均上遊之徒，並升於歲貢。退愧拘儒，亦當奧問。夫近世取士之弊，策試為先，談無用之空文，角不急之常論。知井田之不能復，妄設沿革之辭；知榷酤之不可除，虛開利害之說。或策之者鉤探微細，殆皆遊談；而對之者骫骳曲辭，僅能塞問。棄本求末，舍實得華。若乃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可疑，聖賢之異行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，官所以共治而建中，此皆聖師之所談，明問之至要。敢陳臆見，用備詢求。策曰《詩》刪風、雅，有一國四方之殊；《書》載典、謨，是二帝三王之道。《關雎》王者之風，反係於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諸侯之事，乃附於訓誥之餘。考其本因，可為梗概。夫述四始之要，明五際之變，始之以《風》，終之以《頌》。以厚風俗，以察盛衰，此《詩》之所以作也。而變《風》變《雅》，有六義之殊焉。《關雎》王化之基，三百五篇推其首，而《周南》之作，亦係其列者，蓋姬旦分陝而居，天子與之共治，故其政化之美得係於王者之風也。述百篇為歷代之寶，斷之自唐，迄之以周，以陳典、謨，以為約束，此《書》之所以設也。作誥、作誓，皆三王之事焉。成湯有罪己之言，五十九篇載其義，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，蓋穆公伐晉之辭，夫子善之於改過，故其誡令之說，亦附訓誥之餘。不然，夫仲尼述堯、舜，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著為不刊，以示來葉，豈容其失乎？且巧言者丘明所恥，惠人者子產用心，著於前經，此可明矣。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，始修《春秋》，而親授丘明，使之作《傳》。及範寧欲專《穀梁》一家，故蒙以誣豔之譏。前誌稱子產猶眾人之母，善其養民，而臨治鄭國，能行其惠。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，故被以蠆尾之謗。夫傳一經之義，非曲而暢之，蓋不能詳也。救一時之弊，蓋權而行之，非為毒也。學者偏見。妄雲誣豔，豈丘明之失歟？國人無知，謗以蠆尾，非子產之過矣。況以仲尼之聖，作經親授，豈有繆舉乎？國僑既死，國人皆罷，不曰惠乎！宜其同巧言之為恥，以遺愛而見稱也。荒孱之說，敢以此聞。謹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