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錢為賦

周官太宰，以九賦斂財賄。註財泉（古錢字。）穀也。又曰，賦口率出泉也。（方回古今考，不然此說。）荀子言厚刀布之斂，以奪之財，而漢律有口算。（孝惠紀註，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。）此則以錢為賦。自古有之，而不出於田畝也。唐初租出穀，庸出絹，調出繒布，未嘗用錢。自兩稅法行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。

孟子有言，聖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使餘糧棲畆，斗米三錢，而輸將不辦，婦子不寧，民財終不可得而阜，民德終不可得而正。何也？國家之賦，不用粟而用銀，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。夫田野之氓，不為商賈，不為官，不為盜賊，銀奚自而來哉？此唐宋諸，每致歎於錢荒之害，而今又甚焉。非任土以成賦，重穡以帥民，而欲望教化之行，風俗之美，無是理矣。

白氏長慶集，策曰，夫賦斂之本者，量桑地以出租，計夫家以出庸。租庸者，穀帛而已。今則穀帛之外，又責之以錢，錢者桑地不生銅，私家不敢鑄，業於農者，何從得之？至乃吏胥追徵，官限迫蹙，則易其所有，以赴公程。當豐歲則賤糶半價，不足以充緡錢。遇凶年，則息利倍稱，不足以償逋債。豐凶旣若此，為農者何所望焉？是以商賈大族，乘時射利者，日以富豪，田壟罷人，望歲勤力者，日以貧困。勞逸旣懸，利病相誘，則農夫之心，盡思釋耒而倚市，織婦之手，皆欲投杼而刺文。至使田卒汙萊，室如懸磬。人力罕施，而地利多鬱。天時虛運，而歲功不成。臣嘗反覆思之，實由穀帛輕，而錢刀重也。夫糴甚貴錢甚輕，則傷人，糴甚賤錢甚重，則傷農。農傷則生業不專，人傷則財用不足。故王者平均其貴賤，調節其輕重，使百貨通流，四人交利，然後上無乏用，而下亦阜安。方今天下之錢，日以減耗，或積於國府，或滯於私家。若復日月徵取，歲時輸納，臣恐穀帛之價轉賤，農桑之業轉傷。十年以後，其獘必更甚于今日矣。今若量夫家之桑地，計穀帛為租庸，以石斗登降為差，以匹夫多少為等，但書估價，竝免稅錢，則任土之利載興，易貨之獘自革。獘革則務本者致力，利興則趨末者回心。游手於道塗市肆者，可易業於西成，託迹於軍籍釋流者，可返躬於東作。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。

贈友詩曰，私家無錢罏，平地無銅山。胡為秋夏稅，歲歲輸銅錢。錢力日已重，民力日已殫。賤糶粟與麥，賤貿絲與綿。歲暮衣食盡，焉得無饑寒？吾聞國之初，有制垂不刊。庸必算丁口，租必計桑田。不求土所無，不强人所難。量入以為出，上足下亦安。兵興一變法，兵息遂不還。使我農桑人，顦顇畎畆間。誰能革此獘，待君秉利權。復彼租庸法，令如貞觀年。

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，言錢者官司所鑄，粟帛者農之所出。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，易錢入官，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？由是豪家大商，皆多積錢，以逐輕重。故農人日困，末業日增。請一切不督見錢，皆納布帛。

宋時歲賦，亦止是穀帛。其入有常物。而一時所需，則變而取之，使其直輕重相當，謂之折變。（景祐初，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。）熙寧中，張方平上疏，言比年公私上下，竝苦乏錢。又緣青苗助役之法，農民皆變轉穀帛，輸納見錢。錢旣難得，穀帛益賤。人情窘迫，謂之錢荒。（司馬光亦言，江淮之南，民間乏錢謂之錢荒。　蘇軾亦言，免役之害，聚斂民財於上，而下有錢荒之患。）紹熙元年，臣僚言，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，不强其所無。今之為絹者，一倍折而為錢，再倍折而為銀。銀愈貴，錢愈難得，穀愈不可售。使民賤糶而貴折，則大熟之歲，反為民害。願詔州郡，凡多取而多折者，重置於罰。民有糶不售者，令常平就糴。異時歲歉，平價以糶。庶於民無傷，於國有補。從之。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，請以金折本州二稅。上曰，若是將盡廢耕農矣。不許。是宋時之獘，亦與唐同。而折銀之見於史者，自南渡後始也。

解縉太平十策，言及今豐歲，宜於天下要害之處，每歲積糧若干，民雖近輸，而國受長久之利，計之善者也。愚以為天下稅糧，當一切盡徵本色。除漕運京倉之外，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。而使司計之臣，畧倣劉晏之遺意，量其歲之豐凶，稽其價之高下，糶銀解京，以資國用。一年計之不足，十年計之有餘。而小民免稱貸之苦，官府省敲朴之煩，郡國有凶荒之備，一舉而三善隨之矣。

先生《錢糧論》略曰：古天下之所為富者，菽粟而已。為其交易也，不得已而以錢權之。然自三代以至於唐，所取於民者，粟帛而已。自楊炎兩稅之法行，始改而征錢，而未有銀也。《漢志》言秦幣二等，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，不為幣。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。宋仁宗景祐二年，始詔諸路歲收緡錢，福建、二廣易以銀，江東以帛。所以取之福建、二廣者，以坑冶多，而海舶利也。至金章宗，始鑄銀，名之曰承安寶貨，公私同見錢用。哀宗正大間，民但以銀市易，而不用鑄。至於今日，上下通行，而忘其所自。然而考之《元史》，歲課之數為銀至少。然則國賦之用銀，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。今之言賦，必曰錢糧。夫錢，錢也；糧，糧也。亦烏有所謂銀哉？且天地間銀不益增，而賦則加倍，此必不供之數也。昔者唐穆宗時，物輕錢重，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，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，而民便之。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，以為錢非耕桑所得，使民輸錢，是教之棄本逐末也，於是是諸稅悉收、帛、細絹。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，且以錢為難得也，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，而況於銀乎？右度土地之宜，權歲入之數，酌轉般之法，而通融乎其間，凡州縣之不通商者，令盡納本色，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。錢自下而上，則監惡無所容，而錢價貴，是一舉而兩利焉。無蠲賦之虧，而有活民之實；無督責之難，而有完逋之漸。今日之計莫便乎此。夫樹谷而征銀，是畜羊而求馬也；倚銀而富國，吳倚酒而充飢也。以此自愚，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，是其計出唐、宋之季諸臣之下也。又曰：自古以來，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，然不聞有火耗之說。火耗之所由名，其起於征銀之代乎？原夫耗之所生，以一州縣之賦繁矣，戶戶而收之，銖銖而納之，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，是不得不資於火。有火則必有耗，所謂耗者，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有賤丈夫焉，以為額外之征，不免干於吏議。擇人而食，未足厭其貪林，於是藉火耗之名，為巧取之術。蓋不知起於何年，而此法相傳，代增一代，官重一官，以至於今。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，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；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。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，其徵收這數，者，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；銖者，必其窮下戶也。雖多取之，不敢言也。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，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。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，正賦耳目之所先也，雜賦其所後也。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，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。解之藩司，謂之羨餘；貢諸節使，謂之常例。責之以不得不為，護之以不可破，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。愚嘗久於山東，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，而訴火耗之為虐者。獨德州則不然，問其故，則曰：州之賦二萬九千，二為銀，八為錢也。錢則無火耗之加，故民力紓於他邑也。非德州之官皆賢，里胥皆善人也，勢使之然也。又聞長者言：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，所以然者，錢重而難運，銀輕而易繼，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，易繼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。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，勢使之然也。然則銀之通，錢之滯；吏之寶，民之賊也！在有明之初，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，犯者准奸惡論。夫用金銀，何奸之有？有重為之禁者，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。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，而制錢則偶一鑄造，以助其不足耳。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，市道窮而偽物作，國幣奪於上，民力殫於下。使陸贄、白居易、李翱之流而生今日，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。曰：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，使改而征粟米，其無淋尖、踢斛，巧取於民之術乎？曰：吾未見罷任之倉官，寧家這斗級，負米而行者也，必鬻銀而後去。有兩車行於道，前為錢，後為銀，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。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；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，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