銀

唐宋以前，上下通行之貨，一皆以錢而已，未嘗用銀。漢書食貨志，言秦並天下，幣為二等，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，為器飾寶藏，不為幣。孝武始造白金三品，尋廢不行。（謝肇之曰，漢銀八兩直錢一千，當時銀賤錢貴，今銀一兩，即直千錢矣。）舊唐書，憲宗元和三年六月，詔曰，天下有銀之山，必有銅鑛。銅者可資於鼓鑄，銀者無益於生人。其天下自五嶺以北，見採銀坑，竝宜禁斷。（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，奏云，去二月中，奉宣令進盝子，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。其時貯備，都無二三百兩。）然考之通典，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，其餘州郡，則雜以穀帛交易。交廣之域，則全以金銀為貨。而唐韓愈奏狀，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。元稹奏狀，言自嶺已南，以金銀為貨幣。自巴以外，以鹽帛為交易。黔巫溪峽，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。（杜氏通典，載唐度支歲計之數，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，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，錢則二百餘萬貫，未嘗有銀。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，鄂新黨三州，各貢銀五十兩，賀州貢銀三十兩，邵、端、昭、潘、辨、高、龔、潯、嚴、封、春、羅、牢、竇、橫、象、瀧、藤、平、琴、廉、義、柳、勒、康、恩、崖、萬安二十七州，各貢銀二十兩，是唐人以銀為貢，而不以為賦也。　張籍詩，海國戰騎象，蠻州市用銀。）宋史仁宗紀，景祐二年，詔諸路歲輸緡錢。福建二廣易以銀，江東以帛。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。金史食貨志，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。（舊唐書哀帝紀，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，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。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。）民間或有截鑿之者，其價亦隨低昂。遂改鑄銀，名承安寶貨。一兩至十兩分五等，每兩折錢二貫，公私同見錢用。又云，更造興定寶泉，每貫當通寶五十，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，同銅銀鈔及餘鈔行之。行之未久，銀價日貴，錢寶日賤，民但以銀論價。至元光二年，寶泉幾於不用。哀宗正大間，但以銀市易，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。

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，而猶謂之錢糧。蓋承宋代之名，當時上下皆用錢也。

國初所收天下田賦，未嘗用銀，惟坑冶之課有銀。實錄於每年之終，記所入之數。而洪武二十四年，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。至宣德五年，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。歲辦視此為率。（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，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。元史成宗紀，右丞相完澤，言歲入銀止六萬兩。而宣德五年，奏溫處二府，平陽麗水等五縣，課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，蓋所開坑冶漸多。）當日國家固不足恃銀以為用也。至正統三年，以採辦擾民，始罷銀課，封閉坑穴。而歲入之數，不過五千有餘。九年閏七月戊寅朔，復開福建浙江銀場，（是年採納，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。）乃倉糧折輸變賣，無不以銀，後遂以為常貨，蓋市舶之來多矣。

太祖實錄，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，違者治其罪，有告發者，就以其物給之。其立法若是之嚴也。九年四月己丑，許民以銀鈔錢絹，代輸今年租稅。十九年三月己巳，詔歲解稅課錢鈔，有道里險遠難致者，許易金銀以進。五月己未，詔戶部，以今年秋糧，及在倉所儲，通會其數，除存留外，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。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。

正統元年八月庚辰，命江南租稅，折收金帛。（會典言，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，直隸蘇松等府。）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，奏行在各衞官員俸糧，在南京者，差官支給，本為便利。（是時京官俸糧，竝於南京支給。）但差來者，將各官俸米，貿易物貨，貴買賤酬，十不及一。朝廷虛費廩祿，各官不得實惠。請令該部會議，歲祿之數，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，不通舟楫之處，各隨土產，折收布絹白金，赴京充俸。巡撫江西侍郎趙新，亦言江西屬縣，有僻居深山，不通舟楫者，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，上納南京。設遇米貴，其費不貲。今行在官員俸祿，於南京支給，往返勞費，不得實用。請令江西屬縣，量收布絹或白金，類銷成錠，運赴京師，以準官員俸祿。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，亦有是請。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。上曰，祖宗嘗行之否？尚書胡濙等對曰，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，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，黃金一兩折二十石，白金一兩折四石，絹一疋折一石二斗，布一匹折一石。各隨所產，民以為便。後又行於浙江，民亦便之。遂從所請。（每米麥一石，折銀二錢五分。）遠近稱便。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。（已上實錄全文。）

二年二月甲戌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，悉納白金，有願納布絹者聽。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，奏官倉儲積有餘。其年十月壬午，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，往蘇常松三府，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，賣銀準折官軍俸糧。三年四月甲寅，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，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，而囷庾免陳紅之患，誠一時之便計也。

自折銀之後，不二三年，頻有水早之災，而設法勸借，至千石以上，以賑凶荒者，謂之義民，詔復其家。至景泰間，納粟之例，紛紛四出，相傳至今，而國家所收之銀，不復知其為米矣。

唐書言天寶中，海內豐熾，州縣粟帛舉巨萬，楊國忠判度支，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，餘九年食。今天下太平，請在所出滯積，變輕齎，內富京師。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，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。當日諸臣之議，有類於此。踵事而行，不免太過。相沿日久，內實外虛。至祟禎十三年，郡國大祲，倉無見粟，民思從亂，遂以亡國。

宣德中，以邊儲不給，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，其例不一。正統三年八月，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，改於本處納銀，解邊易米。雜犯死罪者，納銀三十六兩三，流二十四兩，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，杖五等一百者六兩，九十以上，及笞五等，俱遞減五錢。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。

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，巡撫直隸工部侍郎周忱，言各處被災，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，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，於各倉收貯。俟青黃不接之際，出糶於民，以所得銀上納京庫。則官旣不損，民亦得濟。從之。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，所以為一代能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