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論】

論曰：「昔賢云：『倉廩實知禮節，衣食足知榮辱。』夫子適衞，冉子僕。曰：『美哉庶矣。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』曰：『富之。』『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』曰：『教之。』故知國足則政康，家足則教從，反是而理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家足不在於逃稅，國足不在於重斂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，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，不其然矣。（管子曰：「以正戶籍，謂之養贏。」贏者，大賈蓄家也。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役，則至浮浪，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，自收其利也。）三王以前，井田定賦。秦革周制，漢因秦法。魏晉以降，名數雖繁，亦有良規，不救時弊。昔東晉之宅江南也，慕容、苻、姚，迭居中土，人無定本，傷理爲深，遂有庚戌土斷之令。財豐俗阜，實由於茲。其後法制廢弛，舊弊復起，義熙之際，重舉而行，已然之效，著在前志。隋受周禪，得戶三百六十萬。開皇九年平陳，又收戶五十萬。洎於大業二年，干戈不用，惟十八載，有戶八百九十萬矣。（自平陳後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。）其時承西魏喪亂，周齊分據，暴君慢吏，賦重役勤，人不堪命，多依豪室，禁網隳紊，姦僞尤滋。高熲覩流冗之病，建輸籍之法。於是定其名，輕其數，使人知爲浮客，被彊家收太半之賦，爲編甿奉公上，蒙輕減之征。（浮客，謂避公稅、依强豪作佃家也。昔漢文三年，除人田租，荀悅論曰：「古者什一而稅，天下之中正。漢家或百而稅一，可謂至輕矣，而豪强佔田踰多，浮客輸大半之賦。公家之惠，優於三代，豪强之暴，酷於亡秦，是惠不下通，威福分於豪人也。不正其本，適足以資富强矣。」高熲設輕稅之法，浮客悉自歸於編戶，隋代之盛，實由於斯。）先敷其信，後行其令，烝庶懷惠，姦無所容。隋氏資儲遍於天下，人俗康阜，熲之力焉。功規蕭、葛，道亞伊、呂，近代以來未之有也。（隋氏西京太倉，東京含嘉倉、洛口倉，華州永豐倉，陝州太原倉，儲米粟多者千萬石，少者不減數百萬石。天下義倉又皆充滿。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，而錫賚勳庸，並出豐厚，亦魏晉以降之未有。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，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，纔如隋氏之數。聖唐之盛，邁於西漢，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閒，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。（自貞觀以後，加五百九十萬，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。漢武黷兵，人戶減半，末年追悔，方息征伐。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，經七十餘載，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。大唐百三十餘年中，雖時起兵戎，都不至減耗，而浮浪日衆，版圖不收。若比量漢時，實合有加數，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。）直以選賢授任，多在藝文，才與職乖，法因事弊。隳循名責實之義，闕考言詢事之道。崇秩之所至，美價之所歸，不無輕薄之曹，浮華之伍。習程典，親簿領，謂之淺俗；務根本，去枝葉，目以迂闊。風流相尚，奔競相驅，職事委於羣胥，貨賄行於公府，而至此也。自建中初，天下編甿百三十萬，賴分命黜陟，重爲案比，收入公稅，增倍而餘。（諸道加出百八十萬，共得三百一十萬。）遂令賦有常規，人知定制，貪冒之吏，莫得生奻，狡猾之甿，皆被其籍，誠適時之令典，拯弊之良圖。（舊制，百姓供公上，計丁定庸調及租，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，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。自兵興以後，經費不充，於是徵斂多名，且無恆數，貪吏橫恣，因緣爲姦，法令莫得檢制，烝庶不知告訴。其丁狡猾者，卽多規避，或假名入仕，或託跡爲僧，或占募軍伍，或依倍豪族，兼諸色役，萬端蠲除。鈍劣者卽被徵輸，困竭日甚。建中新令，並入兩稅，恆額既立，加益莫由，浮浪悉收，規避無所。）而使臣制置各殊，或有輕重未一，仍屬多故，兵革薦興，浮冗之輩，今則衆矣。徵輸之數，亦以闕矣。舊額既在，見人漸艱，詳今日之宜，酌晉隋故事，版圖可增其倍，征繕自減其半。賦既均一，人知稅輕，免流離之患，益農桑之業，安人濟用，莫過於斯矣。（計諸道簿帳所收，可有二百五十餘萬戶。按歷代戶口，多不過五，少不減三，約計天下，除有兵馬多處食鹽，是知見在之數。若採晉、隋舊典制置，可得五百萬矣。以五百萬戶共出二百五十萬戶稅，自然各減半數。）古之爲理也，在於周知人數，乃均其事役，則庶功以興，國富家足，教從化被，風齊俗和。夫然，故災沴不生，悖亂不起。所以《周官》有比、閭、族、黨、州、鄉、縣、遂之制，維持其政，綱紀其人。孟冬司徒獻民數於王，王拜而受之，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。及理道乖方，版圖脫漏，人如鳥獸，飛走莫制，家以之乏，國以之貧，姦冗漸興，傾覆不悟。斯政之大者遠者，將求理平之道，非無其本歟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