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

古之編書，以人類書，何嘗以書類人哉。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。唐志一例削注，一例大書，遂以書類人。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，總集自是一類，奏集自是一類。《令狐楚集》百三十卷，當入別集類，《表奏》十卷，當入奏集類，如何取類於令狐楚，而別集與奏集不分？皮日休《文藪》十卷，當入總集類，《文集》十八卷，當入別集類，如何取類於皮日休，而總集與別集無別？詩自一類，賦自一類。陸龜蒙有詩十卷，賦六卷，如何不分詩、賦，而取類於陸龜蒙？

按，《隋志》於書，則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，注其姓名於書之下，文集則大書其名於上曰「某人文集」，不著注焉。《唐志》因《隋志》，係人於文集之上，遂以他書一槩如是。且春秋一類之學，當附《春秋》以顯，如曰劉向，有何義？易一類之學，當附《易》以顯，如曰王弼，有何義？

《唐志》以人寘於書之上而不著注，大有相妨。如管辰作《管輅傳》三卷，《唐》省文例去「作」字，則當曰「管辰管輅傳」 ，是二人共傳也。如李邕作《狄仁傑傳》三卷，當去「作」字，則當曰「李邕狄仁傑傳」，是二人共傳也。又如李翰作《張巡姚誾傳》三卷，當去「作」字，則當曰「李翰張巡姚誾傳」，是三人共傳也。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，曰「某人文集」可也，即無某人作某人文集之理，所志惟「文集」置人於上，可以去「作」字，可以不著注而於義無妨也。又如盧槃佐作《孝子傳》三卷，「高士」與「孝子」自殊，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為一？似此類極多。《炙轂子雜錄》注解五卷，乃王叡撰，若從《唐志》之例，則當曰「王叡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」，是王叡復為注解之人矣。若用《隋志》例，以其人之姓名著注於其下，無有不安之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