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敎上

《周官》外史，掌三皇五帝之書。今存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策而已，五帝僅有二，而三皇無聞焉。左氏所謂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，今不可知，未知卽是其書否也？以三王之誓、誥、貢、範諸篇，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，則上古𥳑質，結繩未遠，文字肇興，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。因事命篇，本無成法，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偹，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。夫子敘而述之，取其疏通知遠，足以垂敎矣。世儒不達，以謂史家之初祖，實在《尚書》，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，紛紛擬《書》者，皆妄也。

三代以上之爲史，與三代以下之爲史，其同異之故可知也。三代以上，記注有成法，而撰述無定名；三代以下，撰述有定名，而記注無成法。夫記注無成法，則取材也難；撰述有定名，則成書也易。成書易，則文勝質矣。取材難，則僞亂眞矣。僞亂眞而文勝質，史學不亡而亡矣。良史之才，間世一出，補偏救弊，憊且不支。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，《周官》之法亡，而《尚書》之敎絶，其勢不得不然也。

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具天下之纖析矣，然法具於官，而官守其書。觀於六卿聯事之義，而知古人之於典籍，不憚繁複周悉，以爲記注之備也。卽如六典之文，繁委如是，太宰掌之，小宰副之，司會、司書、太史又爲各掌其貳，則六典之文，蓋五倍其副貳，而存之於掌故焉。其他篇籍，亦當稱是。是則一官失其守，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，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。斯非記注之成法，詳於後世歟？漢至元成之間，典籍可謂備矣。然劉氏《七畧》，雖溯六典之流別，亦已不能具其官；而律令藏於法曹，章程存於故府，朝儀守於太常者，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，以備校司之討論，可謂無成法矣。漢治最爲近古，而荒畧如此，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，雜亂而無序也哉？

孟子曰︰「王者之迹息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」蓋言王化之不行也，推原《春秋》之用也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廢而《書》亡，《書》亡而後《春秋》作。則言王章之不立也，可識《春秋》之體也。何謂《周官》之法廢而《書》亡哉？蓋官禮制密，而後記注有成法；記注有成法，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。以謂纖悉委備，有司具有成書，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，筆而著之，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畧；而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貢、範、官、刑之屬，詳畧去取，惟意所命，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，斯《尚書》之所以經世也。至官禮廢，而記注不足備其全；《春秋》比事以屬辭，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，與夫百國之寶書，以備其事之始末，其勢有然也。馬、班以下，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。所謂記注無成法，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。故曰︰王者迹息而《詩》亡，見《春秋》之用；《周官》法廢而《書》亡，見《春秋》之體也。

《記》曰︰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動。」其職不見於《周官》，其書不傳於後世，殆禮家之愆文歟？後儒不察，而以《尚書》分屬記言，《春秋》分屬記事，則失之甚也。夫《春秋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，則左氏所記之言，不啻千萬矣。《尚書》典謨之篇，記事而言亦具焉；訓誥之篇，記言而事亦見焉。古人事見於言，言以爲事，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。劉知幾以二典、貢、範諸篇之錯出，轉譏《尚書》義例之不純，毋乃因後世之空言，而疑古人之實事乎！《記》曰︰「疏通知遠，《書》敎也。」豈曰記言之謂哉？

六藝並立，《樂》亡而入於《詩》、《禮》，《書》亡而入於《春秋》，皆天時人事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《春秋》之事，則齊桓、晉文，而宰孔之命齊侯，王子虎之命晉侯，皆訓誥之文也，而左氏附傳以翼經；夫子不與《文侯之命》同著於篇，則《書》入《春秋》之明證也。馬遷紹法《春秋》，而刪潤典謨，以入紀傳；班固承遷有作，而《禹貢》取冠《地理》，《洪範》特志《五行》，而《書》與《春秋》不得不合爲一矣。後儒不察，又謂紀傳法《尚書》，而編年法《春秋》，是與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別，又何以異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