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敎中

《書》無定體，故易失其傳；亦惟《書》無定體，故託之者衆。周末文勝，官禮失其職守，而百家之學，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。藝植託於神農，兵法醫經託於黃帝，好事之徒，傳爲《三墳》之逸書而《五典》之別傳矣。不知書固出於依託，旨亦不盡無所師承，官禮政舉而人存，世氏師傳之掌故耳。惟「三」「五」之留遺，多存於《周官》之職守，則外史所掌之書，必其籍之別具，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。左氏之所謂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，或其槩而名之，或又別爲一說，未可知也。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，如何爲五帝之典，則鑿矣。

《逸周書》七十一篇，多官禮之別記與《春秋》之外篇，殆治《尚書》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。劉、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，則似逸篇初與典、謨、訓、誥同爲一書，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。毋論其書文氣不類，醇駁互見，卽如《職方》、《時訓》諸解，明用經記之文；《太子晉解》，明取春秋時事；其爲外篇別記，不待繁言而决矣。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，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，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，而不可遽爲刪畧之餘也。夫子曰︰「信而好古。」先王典誥，衰周猶有存者，而夫子刪之，豈得爲好古哉？惟《書》無定體，故《春秋》官禮之別記外篇，皆得從而附合之，亦可明《書》敎之流別矣。

《書》無定體，故附之者雜。後人妄擬《書》以定體，故守之也拘。古人無空言，安有記言之專書哉？漢儒悞信《玉藻》記文，而以《尚書》爲記言之專書焉。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，轉取事文之合者，削其事而輯錄其文，以爲《尚書》之續焉；若孔氏《漢、魏尚書》、王氏《續書》之類皆是也。無其實，而但貌古人之形似，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。况《尚書》本不止於記言，則孔衍、王通之所擬，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。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，忽間長篇文筆，欲取君上詔誥，臣工奏章，別爲一類，編次紀傳史中，畧如書志之各爲篇目，是劉亦知《尚書》折而入《春秋》矣。然事言必分爲二，則有事言相貫、質與文宣之際，如別自爲篇，則不便省覽，如仍然合載，則爲例不純；是以劉氏雖有是說，後人訖莫之行也。至如論事章疏，本同口奏，辨難書牘，不異面論，次於紀傳之中，事言無所分析，後史恪遵成法可也。乃若揚、馬之辭賦，原非政言；嚴、徐之上書，亦同獻頌；鄒陽、枚乘之縱橫，杜欽、谷永之附會，本無關於典要。馬、班取表國華，削之則文采滅如，存之則紀傳猥濫，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。

杜氏《通典》，爲卷二百，而《禮典》乃八門之一，已占百卷，蓋其書本官禮之遺，宜其於禮事加詳也。然敘典章制度，不異諸史之文，而禮文疑似，或事變參差，博士經生，折中詳議，或取裁而徑行，或中格而未用，入於正文，則繁複難勝，削而去之，則事理未備；杜氏並爲採輯其文，附著禮門之後，凡二十餘卷，可謂窮天地之際，而通古今之變者矣。史遷之書，蓋於《秦紀》之後，存錄秦史原文。惜其義例未廣，後人亦不復踵行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，別有變通之法，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。

濫觴流爲江河，事始𥳑而終鉅也。東京以還，文勝篇富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，則彚次爲《文苑》之篇。文人行業無多，但著官階貫系，畧如《文選》人名之注，試牓履歴之書，本爲麗藻篇名，轉覺風華消索；則知一代文章之盛，史文不可得而盡也。蕭統《文選》以還，爲之者衆，今之尤表表者，姚氏之《唐文粹》，呂氏之《宋文鑑》，蘇氏之《元文類》，並欲包括全代，與史相輔，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，其實諸選乃是春華，正史其秋實爾。（史與文選，各有言與事，故僅可分華與實，不可分言與事。）

四部旣分，集林大暢。文人當誥，則內制外制之集，自爲編矣。宰相論思，言官白𥳑，卿曹各言識事，閫外料敵善謀，陸贄奏議之篇，蘇軾進呈之策，又各著於集矣。萃合則有名臣經濟、策府議林，連編累牘，可勝數乎！大抵前人著錄，不外別集總集二條，蓋以一人文字觀也。其實應隸史部，追源當系《尚書》；但訓誥乃《尚書》之一端，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《尚書》耳。

名臣章奏，隸於《尚書》，以擬訓誥，人所易知。撰輯章奏之人，宜知訓誥之記言，必敘其事，以備所言之本末，故《尚書》無一空言，有言必措諸事也。後之輯章奏者，但取議論曉暢，情辭慨切，以爲章奏之佳也，不備其事之始末。雖有佳章，將何所用？文人尚華之習見，不可語於經史也。班氏董、賈二傳，則以《春秋》之學爲《尚書》也，（卽《尚書》折入《春秋》之證也。）其敘賈、董生平行事，無意求詳，前後寂寥數言，不過爲政事諸疏、天人三策備始末爾。（賈、董未必無事可敘，班氏重在疏策，不妨畧去一切，但錄其言，前後畧綴數語，備本末耳，不似後人作傳，必盡生平，斤斤求備。）噫！觀史裁者，必知此意，而始可與言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之學各有其至當，不似後世類鈔徵事，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