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鄭

子長、孟堅氏不作，而專門之史學衰。陳、范而下，或得或失，粗足名家。至唐人開局設監，整齊晉、隋故事，亦名其書爲一史；而學者悞承流別，不復辨正其體，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。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，記誦家精其攷核，其於史學，似乎小有所補；而循流忘源，不知大體，用功愈勤，而識解所至，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。鄭樵生千載而後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旨，不徒以詞采爲文，考據爲學也。於是遂欲匡正史遷，益以博雅，貶損班固，譏其因襲，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册，運以別識心裁，葢承通史家風，而自爲經緯，成一家言者也。學者少見多怪，不究其發凡起例，絶識曠論，所以斟酌羣言，爲史學要刪；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，裁剪之未定者，紛紛攻擊，勢若不𠔏戴天。古人復起，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？若夫二十略中，《六書》、《七音》與《昆蟲草木》三略，所謂以史翼經，本非斷代爲書、可以遞續不窮者比，誠所謂專門絶業，漢、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。創條發例，鉅製鴻編，卽以義類明其家學。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，粗就隱括，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，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，不稍變通。夫鄭氏所振在鴻綱，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。是何異譏韓、彭名將，不能鄒、魯趨蹌；繩伏、孔鉅儒，不善作雕蟲篆刻耶？

夫史遷絶學，《春秋》之後，一人而已。其範圍千古、牢寵百家者，惟創例發凡，卓見絶識，有以追古作者之原，自具《春秋》家學耳。若其事實之失據，去取之未當，議論之未醇，使其生唐、宋而後，未經古人論定；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，及《世本》、《諜記》、《楚漢春秋》之屬，不盡亡佚；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，相與錙銖而校，尺寸以繩，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。今之議鄭樵者，何以異是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葢曰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。夫事卽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，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，然夫子所取，不在彼而在此。則史家著述之道，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？自遷、固而後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。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，而綴學之徒，囂然起而爭之。然則充其所論，卽一切科舉之文詞，胥吏之簿籍，其明白無疵，確實有據，轉覺賢於遷、固遠矣。

雖然，鄭君亦不能無過焉。馬、班父子傳業，終身史官，固無論矣。司馬温公《資治通鑑》，前後一十九年，書局自隨，自辟僚屬，所與討論，又皆一時名流，故能裁成絶業，爲世宗師。鄭君區區一身，僻處寒陋，獨犯馬、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，立論高遠，實不副名，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《文獻通考》並稱於時，而《通考》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。末學膚受，本無定識，從而抑揚其間，妄相擬議，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，而衡短論長，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，豈不誣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