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客問上

癸巳在杭州，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頴芳談次，痛詆鄭君《通志》，其言絶可怪笑，以謂不足深辨，置弗論也。其後學者，頗有訾謷。因假某君敘說，辨明著述源流。自謂習俗浮議，頗有摧陷廓清之功。然其文上溯馬、班，下辨《通考》，皆史家要旨，不盡爲《通志》發也。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，因作《答客問》三篇。

客有見章子《續通志敘書後》者，問於章子曰︰《通志》之不可輕議，則旣聞命矣。先生之辨也，文繁而不可殺，其推論所及，進退古人，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，豈故爲抑揚，以佐其辨歟？抑先生別有說歟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，著錄之家，皆取馬、班而下，至於元、明而上，區爲正史一門矣。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、隋故事，亦名其書爲一史，而學者悞承流別，不復辨正其體焉。豈晉、隋而下，不得名爲一史歟？觀其表志成規，紀傳定體，與馬、班諸史，未始有殊。開局設監，集衆修書，亦時勢使然耳。求於其實，則一例也。今云學者悞承流別，敢問晉、隋而下，其所以與陳、范而上，截然分部者安在？

章子曰︰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義，昭乎筆削。筆削之義，不僅事具始末，文成規矩已也。以夫子「義則竊取」之旨觀之，固將綱紀天下，推明大道。所以通古今之變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詳人之所略，異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輕，而忽人之所謹，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後微茫杪忽之際，有以獨斷於一心。及其書之成也，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，契前修而俟後聖，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。陳、范以來，律以《春秋》之旨，則不敢謂無失矣。然其心裁別識，家學具存，縱使反唇相議，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，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，要其離合變化，義無旁出，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；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，相與效子莫之執中，求鄕愿之無刺，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。若夫君臣事蹟，官司典章，王者易姓受命，綜核前代，纂輯比類，以存一代之舊物，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。開局設監，集衆修書，正當用其義例，守其繩墨，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，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？

《易》曰︰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」史才不世出，而時世變易不可常，及時纂輯所聞見，而不用標別家學、决斷去取爲急務，豈特晉、隋二史爲然哉？班氏以前，則有劉向、劉歆、揚雄、賈逵之《史記》；范氏以前，則有劉珍、李尤、蔡邕、盧植、楊彪之《漢記》，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，不用紀傳之定體？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，與筆削獨斷之專家，其功用足以相資，而流別不能相混，則斷如也。溯而上之，百國寶書之於《春秋》，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之於《史記》，其義猶是耳。

唐後史學絶，而著作無專家。後人不知《春秋》之家學，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，乃與馬、班、陳、范諸書並列正史焉。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，胥吏之文移，而不可稍有變通矣。間有好學深思之士，能自得師於古人，標一法外之義例，著一獨具之心裁，而世之羣怪聚罵，指目牽引爲言詞，譬若猵狙見冠服，不與齕决毁裂，至於盡絶不止也。鄭氏《通志》之被𧩂，凡以此也。

嗟乎！道之不明久矣。《六經》皆史也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蓋曰︰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」然則典章事實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蓋將卽器而明道耳。其書足以明道矣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，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。道不明而爭於器，實不足而競於文，其弊與空言制勝、華辯傷理者，相去不能以寸焉，而世之溺者不察也。太史公曰︰「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。」當今之世，安得知意之人，而與論作述之旨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