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志立三書議

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，必立三家之學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。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，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，倣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之體而作文徵。三書相輔而行，闕一不可；合而爲一，尤不可也。懼人以謂有意創奇，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。

或曰：方志之由來久矣，未有析而爲三書者。今忽析而爲三，何也？曰：明史學也。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，至纖至析。余考之於《周官》，而知古人之於史事，未嘗不至纖析也。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謂「若晉《乘》、魯《春秋》、楚《檮杌》之類」，是一國之全史也。而行人又獻五書，太師又陳風詩。（詳見《志科議》，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。）是王朝之取於侯國，其文獻之徵，固不一而足也。茍可闕其一，則古人不當設是官；茍可合而爲一，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。

或曰：封建罷爲郡縣，今之方志，不得擬於古國史也。曰：今之天下，民彜物則，未嘗稍異於古也。方志不得擬於國史，以言乎守令之官，皆自吏部遷除，旣已不世其家，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。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，豈有異乎？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，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，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，不可推行於方志耳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，乃是同文𠔏軌之盛治，侯封之禀王章，不異後世之郡縣也。

古無私門之著述，六經皆史也。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，惟《春秋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三家之流別耳。紀傳正史，《春秋》之流別也；掌故典要，官《禮》之流別也；文徵諸選，風《詩》之流別也。獲麟絶筆以還，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，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。馬《史》班《書》以來，已演《春秋》之緒矣。劉氏《政典》，杜氏《通典》，始演官《禮》之緒焉。呂氏《文鑑》，蘇氏《文類》，始演風《詩》之緒焉。並取括代爲書，互相資証，無空言也。

或曰：文中子曰：「聖人述史有三，《書》、《詩》與《春秋》也。」今論三史，則去《書》而加《禮》，文中之說，豈異指歟？曰：《書》與《春秋》，本一家之學也。《竹書》雖不可盡信，編年蓋古有之矣。《書》篇乃史文之別具。古人𥳑質，未嘗合️️𢰅紀傳耳。左氏以傳翼經，則合爲一矣。其中辭命，卽訓誥之遺也；所徵典實，卽貢範之類也。故《周書》訖平王，（《秦誓》乃附侯國之書。）而《春秋》託始於平王，明乎其相繼也。左氏合而馬、班因之，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，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後人不解，而以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分別記言記事者，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。若夫官《禮》之不可闕，則前言已備矣。

或曰：樂亡而《書》合於《春秋》，六藝僅存其四矣。旣曰六經皆史矣，後史何無演《易》之流別歟？曰：古治詳天道而𥳑於人事，後世詳人事而𥳑於天道，時勢使然，聖人有所不能强也。上古雲鳥紀官，命以天時，唐、虞始命以人事；《堯典》詳命羲、和，《周官》保章僅𨽻春官之中秩，此可推其詳略之槪矣。《易》之爲書也，開物成務，聖人神道設敎，作爲神物，以前民用。羲、農、黃帝不相襲，夏、商、周代不相沿，蓋與治歴明時，同爲一朝之創制，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。後世惟以頒歴授時爲政典，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；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，時勢之不得不然。是以後代史家，惟司馬猶掌天官，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。

或曰：六經演而爲三史，亦一朝典制之鉅也。方州蕞爾之地，一志足以盡之，何必取於備物歟？曰：類例不容合一也。古者天子之服，十有二章，公侯卿大夫士差降，至於元裳一章，斯爲極矣。然以爲賤，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，必不可也。前人於六部卿監，蓋有志矣。然吏不知兵，而戶不侵禮，雖合天下之大，其實一官之偏，不必責以備物也。方州雖小，其所承奉而施布者，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，無所不備，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。國史於是取裁，方將如《春秋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，又何可忽歟？

或曰：自有方志以來，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。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？曰：方志久失其傳。今之所謂方志，非方志也。其古雅者，文人遊戲，小記短書，清言叢說而已耳。其鄙俚者，文移案牘，江湖遊乞，隨俗應酬而已耳。搢紳先生每難言之。國史不得已，而下取於家譜誌狀，文集記述，所謂禮失求諸野也。然而私門𢰅著，恐有失實，無方志以爲之持證，故不勝其考覈之勞，且悞信之弊，正恐不免也。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。方志旣不爲國史所憑，則虛設而不得其用，所謂觚不觚也，方志乎哉！

或曰：今三書並立，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？曰：有所分，亦有所增。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。史之爲道也，文士雅言，與胥吏簿牘，皆不可用；然捨是二者，則無所以爲史矣。孟子曰：「其事，其文，其義，《春秋》之所取也。」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，而斷之以義，國史、方志，皆《春秋》之流別也。譬之人身，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膚，義者其精神也。斷之以義，而書始成家。書必成家，而後有典有法，可誦可識，乃能傳世而行遠。故曰；志者志也，欲其經久而可記也。

或曰：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，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？曰：說詳《亳州掌故之例議》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馬遷八書，皆綜覈典章，發明大旨者也。其《禮書》例曰：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。馬遷所指爲有司者，如叔孫朝儀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，史文不能一槪而收耳。惜無劉秩、杜佑其人，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，故求漢典者，僅有班《書》，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，其效易見也。則別刪掌故以輔志，猶《唐書》之有《唐會要》，《宋史》之有《宋會要》，《元史》之有《元典章》，《明史》之有《明會典》而已矣。

或曰：今之方志，所謂藝文，置書目而多選詩文，似取事言互證，得變通之道矣。今必別𢰅一書爲文徵，意豈有異乎？曰：說詳《永清文徵之序例》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志旣倣史體而爲之，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，當入紀傳之中，如班《書》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，可也。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，是《宋文鑑》可合《宋史》爲一書，《元文類》可合《元史》爲一書矣，與紀傳中所載之文，何以別乎？

或曰：選事倣於蕭梁，繼之《文苑英華》與《唐文粹》，其所由來久矣。今舉《文鑑》、《文類》，始演風詩之緒，何也？曰：《文選》、《文苑》諸家意在文藻，不徵實事也。《文鑑》始有意於政治，《文類》乃有意於故事，是後人相習久，而所見長於古人也。

或曰：方州文字無多，旣取經要之篇入經傳矣，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，別爲一書，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。曰：旣已別爲一書，義例自可稍寬。卽《文鑑》《文類》，大旨在於證史，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槪也。名筆佳章，人所同好，卽不盡合於證史，未嘗不可兼收也。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，《詩》敎自與《春秋》分轍也。近代方志之藝文，其猥濫者，毋庸議矣。其稍有識者，亦知擇取其有用，而愼選無多也。不知律以史志之義，卽此已爲濫收；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，雖倍增其藝文，猶嫌其隘矣。不爲專輯一書，以明三家之學，進退皆失所據也。

或曰：《文選》諸體，無所不備，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，何謂也？曰：說詳《詩敎》之篇矣，今復約略言之。《書》曰：「詩言志。」古無私門之著述，經子諸史，皆本古人之官守；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。唐、宋以前，文集之中無著述。文之不爲義解、（經學。）傳記、（史學。）論𢰅（子家。）諸品者，古人始稱之爲文。其有義解、傳記、論𢰅諸體者，古人稱書，不稱文也。蕭統《文選》，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，見文集之與詩，同一流別也。今倣選例而爲文徵，入選之文雖不一例，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，故附之於風詩也。

或曰：孔衍有《漢魏尚書》，王通亦有《續書》，皆取詔誥章疏，都爲一集，亦《文選》之流也。然彼以衍書家，而不以入詩部，何也？曰：《書》學自左氏以後，并入《春秋》。孔衍、王通之徒，不達其義而强爲之，故其道亦卒不能行。譬猶後世，濟水已入於河，而泥《禹貢》者，猶欲於滎澤、陶邱濬故道也。

或曰：三書之外，亦有相仍而不廢者，如《通鑑》之編年，《本末》之紀事，後此相承，當如俎豆之不祧矣。是於六藝，何所演其流別歟？曰：是皆《春秋》之支別也。蓋紀傳之史，本衍《春秋》家學，而《通鑑》卽衍本紀之文，而合其志傳爲一也。若夫《紀事本末》，其源出於《尚書》；而《尚書》中折而入於《春秋》，故亦爲《春秋》之別也。馬、班以下，代演《春秋》於紀傳矣，《通鑑》取紀傳之分，而合之以編年；《紀事本末》又取《通鑑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類，而因事命篇，不爲常例，轉得《尚書》之遺法。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，賁飾所爲受以剝，剝窮所爲受以復也。譬燒丹砂以爲水銀，取水銀而燒之，復爲丹砂，卽其理矣。此說別有專篇討論，不具詳也。（此乃附論，非言方志。）

或曰：子修方志，更於三書之外，別有叢談一書，何爲邪？曰：此徵材之所餘也。古人書欲成家，非誇多而求盡也。然不博覽，無以爲約取地。旣約取矣，博覽所餘，攔入則不倫，棄之則可惜，故附稗野說部之流，而作叢談，猶經之別解，史之外傳，子之外篇也。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，何邪？三書皆經要，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。前人修志，則常以此類附志後，或稱餘編，或稱雜志。彼於書之例義，未見卓然成家，附於其後，故無傷也。旣立三家之學，以著三部之書，則義無可惜，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。《漢志》所謂小說家流，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議，亦采風所不廢云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