亳州志掌故例議中

簿書纖悉，旣不可溷史志，而古人甲乙張本，後世又無由而知，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，其道何從？曰：叔孫章程，韓信軍法，蕭何律令，皆漢初經要之書，猶《周官》之六典也。《漢志》禮樂刑法，不能賅而存之，亦以其書自隸宫府，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。官失書亡，則以其體繁重，勢自不能行遠，自古如是，不獨漢爲然矣。歐、宋諸家，不達其故，乃欲藉史力以傳之。夫文章易傳，而度數難久，故《禮》亡過半，而《樂經》全逸。六藝且然，况史文乎？且《唐書》倍漢，而《宋史》倍唐，已若不可勝矣。萬物之情，各有所極。倘後人再倍《唐》、《宋》而成書，則連床架屋，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，抑且遲之又久，終亦必亡。是則因度數繁重，反并史文而亡之矣，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？

然則前代章程故事，將遂聽其亡歟？曰：史學亡於唐，而史法亦莫具於唐。歐陽《唐志》未出，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，不可求全於史志也。劉氏有《政典》，杜氏有《通典》，並倣《周官》六典，包羅典章，鉅細兼收，書盈百帙。未嘗不曰君臣事迹，紀傳可詳，制度名數，書志難於賅備，故修之至汲汲也。至於宋初，王氏有《唐會要》、《五代會要》，其後徐氏更爲《兩漢會要》，則補苴前古，括代爲書。雖與劉、杜之典同源異流，要皆綜核典章，別於史志，義例昭然，不可易矣。夫唐宋所爲典要，旣已如彼；後人修唐宋書，卽以其法，紀綱唐宋制度，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；則《春秋》、《周禮》，並接源流，弈世遵行，不亦善乎？何歐陽述《唐》，元人纂《宋》，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，而猥加羅列，則亦不善度乎時矣。或謂《通典》、《會要》之書，較馬、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。其於器物名數，亦復不能甄綜賅備，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，此又非知言也。古物茍存於今，雖戶版之籍，市井泉貨之簿，未始不可備考證也。如欲皆存而無裁制，則岱岳不足供藏書，滄海不足爲墨瀋也。故爲史學計其長策，紀、表、志、傳率由舊章；再推周典遺意，就其官司簿籍，刪取名物器數，畧有條貫，以存一時掌故，與史相輔而不相侵，雖爲百世不易之規，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