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

志爲史裁，全書自有體例。志中文字，俱關史法，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，亦必有規矩準繩，不可忽也。體例本無一定，但取全書足以自覆，不致互歧；毋庸以意見異同，輕爲改易。卽原定八門大綱，中分數十子目，略施調劑，亦足自成一家，爲目錄以就正矣。惟是記傳敘述之人，皆出史學。史學不講，而記傳敘述之文，全無法度。以至方志家言，習而不察，不惟文不雅馴，抑亦有害事理。曾子曰：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鄙則文不雅也，倍則害於事也。文士囿於習氣，各矜所尚，爭强於無形之平奇濃淡。此如人心不同，面目各異，何可爭，亦何必爭哉？惟法度義例，不知斟酌，不惟辭不雅馴，難以行遠；抑且害於事理，失其所以爲言。今旣隨文改正，附商搉矣。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，約舉數端，以爲梗槪。則不惟志例潔清，卽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，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，切實有用，不致虛文害實事矣。

如《石首縣志》，舉文動稱石邑，害於事也。地名兩字，摘取一字，則同一字者，何所分別？卽如石首言石，則古之縣名，漢有石成，齊有石秋，隋有石南，唐有石岩，今四川有石柱廳，雲南有石屏州，山西有石樓縣，江南有石埭縣，江西、廣東又俱有石城縣，後之觀者，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？至以縣稱邑，亦習而不察其實，不可訓也。邑者城堡之通稱，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，皆可稱邑。《詩》稱京邑，春秋諸國通好，自稱敝邑，豈專爲今縣名乎？小而鄕村築堡，十家之聚，皆可稱邑，亦豈爲縣治邪？

至稱今知縣爲知某縣事，亦非實也。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，體視縣令爲尊，結銜猶帶京秩，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。今若襲用其稱，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。若邑侯、邑大夫，則治下尊之之辭，施於辭章則可，用以敘事，鄙且倍矣。邑宰則春秋之官，雖漢人施於碑刻，畢竟不可爲訓。令尹亦古官名，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。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，大有害於事理。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，適欲考其先世，爲之迷悶數日，不得其解。蓋流俗好用文語，以《周官》司馬，名今之兵部；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，皆可通名司馬，已難分矣。又府同知，俗稱亦爲司馬，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。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，其官相懸絶矣。司馬公三字，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，况後世乎？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，以古庠序稱今之廪增附生。明經本與進士分科，而今爲貢生通號，然恩、拔、副、歲、優、功、廪、增、附、例十等，分別則不可知矣。通顯貴官，則諡率恭文懿敏；文人學子，號多峰岩溪泉。諡則稱公，號則先生處士，或如上壽祝辭，或似薦亡告牒，其體不知從何而來。項籍曰：「書足以記姓名。」今讀其書，見其事，而不知其人何名，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？

又如雙名止稱一字，古人已久摘其非。如杜臺卿稱卿，則語不完，而荀卿、虞卿，皆可通用。安重榮稱榮，則語不完，而桓榮、㓂榮，皆可通用。至去疾稱疾，無忌稱忌，不害稱害，且與命名之意相反，豈尚得謂其人歟？婦女有名者稱名，無名者稱姓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以來，未有改者。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，甚至稱爲該氏，則於義爲不通，而於文亦鄙塞也。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，往往不稱姓氏，而卽以節婦烈女稱之，尤害理也。婦人守節，比於男子抒忠；使爲逢、比諸公撰傳，不稱逢、比之名，而稱忠臣云云，有是理乎？經生之爲時藝，首用二語破題。破題例不書名，先師則稱聖人，弟子則稱賢者，顏、曾、孟子則稱大賢；蓋倣律賦發端，先虛後實，試帖之制度然爾。今用其法以稱節孝，眞所謂習焉不察者也。

柳子曰：「參之太史以著其潔。」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。文如何而爲潔，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。古人讀《易》如無《書》，不雜之謂也。同爲經典，同爲聖人之言，倘以龍血鬼車之象，而參粵若稽古之文；取熊蛇魚旐之夢，而係春王正月之次；則聖人之業荒，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。今爲節婦著傳，不敘節婦行事，往往稱爲矢志栢舟，文指不可得而解也。夫栢舟者，以栢木爲舟耳。詩人託以起興，非栢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。《關雎》可以興淑女，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；《鹿鳴》可以興嘉賓，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？理甚曉然。奈何紀事之文，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？夫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。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。是以書有體裁，而文有法度，君子之不得已也。苟狥俗而無傷於理，不害於事，雖非古人所有，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，今亦不盡執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