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與戴東原論修志

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，與戴東原相遇於𡨴波道署，馮君弼方官𡨴紹台兵備道也。戴君經術淹貫，名久著於公卿間，而不解史學；聞余言史事，輒盛氣淩之。見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「此於體例，則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貴古雅。余撰《汾州》諸志，皆從世俗，絶不異人，亦無一定義例，惟所便爾。夫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於地理沿革，則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獻，豈所謂急務哉？」余曰：「余於體例，求其是爾，非有心於求古雅也。然得其是者，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。如云但須從俗，則世俗人皆可爲之，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？方志如古國史，本非地理專門。如云但重沿革，而文獻非其所急，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爲集眾啟館，歛費以數千金，卑辭厚幣，邀君遠赴，曠日持久，成書且累函哉？且古今沿革，非我臆測所能爲也。考沿革者，取資載籍。載籍具在，人人得而考之，雖我今日有失，後人猶得而更正也。若夫一方文獻，及時不與搜羅，編次不得其法，去取或失其宜，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，湮沒無聞者矣。夫圖事之要，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，加之意也。然則如余所見，考古固宜詳愼；不得已而勢不兩全，無𡨴重文獻而輕沿革耳。」戴他顧而語人曰：「沿革茍悞，是通部之書皆悞矣。名爲此府若州之志，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？」余曰：「所謂沿革悞，而通部之書皆悞者，亦止能悞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。古事悞入，亦可憑古書而正之，事與沿革等耳。至若三數百年之內，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，與夫口耳流傳，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。以及興舉利弊，切於一方之實用者，則皆覈實可稽，斷無悞於沿革之失考，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。」

馮君曰：「方志統合古今，乃爲完書，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？」余曰：「史部之書，詳近略遠，諸家類然，不獨在方志也。《太史公書》詳於漢制，其述虞、夏、商、周，顯與六藝背者，亦頗有之。然六藝具在，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，則遷書雖誤，猶無傷也。秦楚之際，下逮天漢，百餘年閒，人將一惟遷書是憑；遷於此而不詳，後世何由考其事邪？且今之修方志者，必欲統合今古，蓋爲前人之修是志，率多猥陋，無所取裁，不得已而發凡起例，如創造爾。如前志無憾，則但當續其所有；前志有闕，但當補其所無。夫方志之修，遠者不過百年，近者不過三數十年。今遠期於三數百年，以其事雖遞修，而義同創造，特寬爲之計爾。若果前志可取，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。夫修志者，非示觀美，將求其實用也。時殊勢異，舊志不能兼該，是以遠或百年，近或三數十年，須更修也。若云但考沿革，而他非所重，則沿革明顯，毋庸考訂之，州縣可無庸修志矣。」馮君恍悟曰：「然。」

戴拂衣徑去。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曰：「余於沿革之外，非無別裁卓見者也。舊志人物門類，乃首名僧，余欲刪之，而所載實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豈可以爲人？他志編次人物之中，無識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當歸古蹟，故取名僧事實，歸之古蹟，庸史不解此創例也。」余曰：「古蹟非志所重，當附見於輿地之圖，不當自爲專門。古蹟而立專門，乃統志類纂名目，陋儒襲之，入於方志，非通裁也。如云僧不可以爲人，則彼血肉之軀，非木非石，畢竟是何物邪？筆削之例至嚴，極於《春秋》。其所誅貶，極於亂臣賊子。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，不聞不以爲人，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。且人物倣史例也，史於姦臣叛賊，猶與忠良並列於傳，不聞不以爲人，而附於地理志也。削僧事而不載，不過俚儒之見耳。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，而不以人物爲名，則《會稽志》禹穴，而人物無禹；《偃師志》湯墓，而人物無湯；《曲阜志》孔林，而人物無孔子。彼名僧者，何幸而得與禹、湯、孔子同其尊歟？無其識而强作解事，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