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官

史官，肇自黃帝有之，自後顯者。夏太史終古，商太史高勢。周則曰太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。而諸侯之國，亦置其官。又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引《周志》及《鄭書》，似當時記事，各有其職。秦有太史令胡母敬。至漢武始置太史公，以司馬談為之。卒，其子遷嗣。卒後，宣帝以其官為令，行太史公文書。其修撰之職，以他官領之，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己。自漢以前，職在太史（直《太史局》）；當王莽時，改置柱下五史，記疏言行，蓋效古"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"。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，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，其餘悉多隸秘書。唐武德初，因隋舊制，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；至貞觀三年間十二月，移史館於門下省北，宰相監修，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。及大明宮初成，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，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，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。開元二十五年，宰臣李林甫監史，以中書地切樞密，記事者宜其附近。史館諫議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書省北，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。

致堂胡氏曰："古者史官，世掌其職，大臣不與，天子不觀，故得直筆，取信於後世。其次則如貞觀之制，史官日隨仗入，隨事記之，猶為近古。自李義府、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，以行其私，姚璹乃建令宰相撰時政記，意欲迷眩千古。令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。日曆雲者，猶起草也，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。苟數人者誠無私意，何用為是紛紛？以其請建之紛紛，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。夫天下有公是非，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，淆亂忠邪，故義府、敬宗、執誼之惡，至於今不泯。有志於垂名竹帛者，自修而已矣。"

宋制，監修國史一人，以宰相為之。修撰、直館、檢討無常員，修撰以朝官充，直館、檢討以京官以上充，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。凡國史，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以藏之，謂之編修院。《東京記》云編修俗呼為史院。天聖修《真宗史》，欲重其任，降敕宰相為提舉，參知政事、樞密副使為修史，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，編修官以三館、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，史畢即停（《續會要》）。元豐改官制，日曆隸國史案。每修前朝國史、實錄，則別置國史、實錄院，國史院以首相提舉，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，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，庶官為編修官。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，從官為修撰，除官為檢討（《麟臺故事》）。元祐復置國史院，隸門下省，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，兼知院事。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（《宰輔三館題名》）。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，以修神宗、哲宗兩朝實錄，選本省官兼檢討、校勘，以侍從官充修撰。紹興五年，又移史館於省之側，別為一所，以增重其事。至九年，修《徽宗實錄》，乃即史館開實錄院；明年，以未修正史，詔罷史館，並為實錄院（紹興初，實錄、國史皆寓史館。後罷史館，遇修實錄，即置實錄院；遇修國史，即置修國史院）。著作局唯修纂日曆（《中興會要》）。宰相監修，但提大綱。檢討官搜閱、校對。惟修撰實專史職，只據所送到時政記（唐長壽中，姚璹請仗下所言，宰相撰錄，號"時政記"，自璹始。五代以來，中書、樞密院皆致時政記。樞密院，直學士編修。太平興國八年，蘇易簡為參政，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，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。端拱以後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，同修為一書；及王欽若、陳堯叟始乞別撰，不關中書，直送史館）、起居注（事見《左右史門》）銓次其事，排以日月，謂之日曆（《聖朝職略》）。紹興十八年，詔置修國史院，修神、哲、徽宗《三朝正史》。又有提舉修敕令，天聖、慶曆、嘉祐、熙寧編敘及元符敕令格式，各差宰臣提舉，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。史館又有校勘、檢閱、校正、編校等官，或以布衣之該洽者為之。

玉牒所提舉、監修，亦以宰相為之（見《宗正司》）。

歐陽修《論史館日曆奏》："臣伏以史者，國家之典法也。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，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，皆得直書而不隱。故自前世有國者，莫不以史職為重。伏見國朝之史，以宰相監修、學士修撰，又有兩府之臣撰時政記。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，乃命修起居注。如此，不為不重矣。然近年以來，員具而職廢。其所撰述，簡略遺漏，百不存一，至於事關大體者，皆沒而不書。此實史官之罪，而臣之責也。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，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。今時政記，雖是兩府臣僚修纂，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，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，皆不紀錄，惟書除目、辭見之類。至於起居注亦然，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。修撰官只據此銓次，系以日月，謂之日曆而已。是以朝廷之事，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。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，今撰述既成，必錄本進呈，則事有諱避，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。加以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例皆承前，積滯相因，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，而歲月既遠，遺失莫存。至於事在目今，可以詳於見聞者，又以追修積滯，不暇及之。若不革其弊，則前後相因，史官永無舉職之時，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。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，皆不曾書；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，以纂修後時，追求莫得故也。其於他事，又可知焉。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、起居注之臣，並以德音宣諭、臣下奏對之語書之。其修撰官，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、辭見，並須考驗事實。其除某官者以某功，如狄青等破儂智高，文彥博破王則之類；其貶某職者坐某罪，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，近日孫沔所坐之類。事有文據及跡狀分明，皆備書之，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，昭示後世。若大臣用情，朝廷賞罰不當者，亦得書以為警戒。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。至於他大事，並許史所據所聞見書之。如聞見未詳者，直牒諸處會問。及臣寮奏異同，朝廷裁置處分，並書之。以上事節，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章卷，標題日分，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，候諸司供報齊足，修為日曆。仍乞每至歲終，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。修撰官紀錄事蹟，內有不勤其事，隳官失職者，奏行責罰。其時政記、起居注、日曆等，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修外，截自今後，並令次月供報，如稍有遲滯，許修撰官自至中書、樞密院催請。其諸司供報拖延，及史院有所會問，諸處不畫時報應，致妨修纂者，其當行手分，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。其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，並乞更不進本，所貴少修史職，上存聖朝典法。此乃臣之職事，不敢不言。"

容齋洪氏《隨筆》曰："國朝熙寧以前，秘書省無著作局，故置史館，設修撰、直館之職。元豐官制行，有秘書官，則其職歸於監、少及著作郎、佐矣。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、檢討，是與本省為二也。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，官制既行，其職歸於卿、丞矣。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修牒，又以他官兼檢討，是與本寺為二也。然則今有戶部，可別置三司，有吏、刑部，可別置審官、審刑院矣。又玉牒舊制，每十年一進，謂甲子歲進書，則甲戌、甲申歲復然。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，每及十年則一進，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。書局僭賞，此最甚焉。"

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曰："自真廟以來，史館無專官。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，乃命為史館修撰，使專典領。其後子固所草具，不當神宗意，書不克成。孝宗時修五朝史，而列傳久未畢，遂召李仁父、洪景盧踵為之，皆奉京朝不兼他職者，數年而史始畢。蓋自開院至成書，凡二十有八年，秉筆者五十有餘人。時景盧請通修《九朝正史》，上許之。景盧復言：'製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，是非褒貶皆有據，依乞命，後來史官無或輙將成書，擅行刪改，然書未就，而景盧去國。淳熙末修《高宗實錄》，以他官兼之，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。陳君舉直學士院，建請以右文殿、秘閣二修撰並舊史館校勘三等為史官，自校勘供職稍遷秘閣修撰，又遷右文殿修撰；在院三五年，如有勞績，就遷次對，庶幾有專官之效，無冷局之嫌。然亦不克行。明年但增檢討官三員，限一年畢。其後又七年而《高錄》始成。時當修高宗正史、孝宗光宗實錄，朝論竟無專官，始外召傅景仁、陸務觀為在京宮觀，免奉朝請，令修史。於是務觀還政久矣，乃落致仕，以為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焉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