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省试策五道（并问目天圣八年）

問：管夷吾之書曰：聖人之治天下也，四民勿使雜處，雜處則其言□哤其事易。士就閑燕，工就官府，商就市井，農就田野。群萃而州處，少而習焉，其志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，工商之子常為工商。若乃士講學以居位，農力穡以阜生，安而不遷，斯則嘉矣。其或百工居肆，萬商成淵，奇技淫巧之蕩心，鬻良雜苦之牟利，安於所習，未足敦風，見善而遷，茲亦何害？又如端木之貨殖，膠鬲之魚鹽，倪寬之帶經，王猛之賣畚，乘時萬變，安可限其定居？黃憲之牛醫，胡廣之田畝，桑羊之賈豎，叔敖之負薪，肯構百端，安可責其承世？今茲貢士之制，亦有異類之防，雖條禁之久行，諒甄明之不暇。眾君子優於博古，長於辨宜，以為如何？無惜辭費。

對：講天人之精祲，責草茅之愚言，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；興愚民之休利，傳經術而條對，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。自漢而還，於唐為盛。然以公孫之對，置第本下，天子自擢於第一；劉蕡之言，指時甚直，有司不敢以入第。蓋言至切者顧後害，論至直者為難行。故事欲述者，枉於有司，而議不得申；言欲顯者，牽於文辭，而談不得騁。為弊之甚，由古而然，夫能革之，誠在今日。皇上垂衣御圖，側席延士，詔郡國以充賦，命公卿而署奏。而末學庸妄，亦預試言。開陳其端，周爰而問，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，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。

策以謂古之四民，罔敢雜處之義，而今取士，故有異類之防。端木、膠鬲、倪寬、王猛之徒，謂不可限以定居；黃憲、胡廣、桑羊、叔敖之賢，謂不可責其世職。以古之鑒，求今之宜，此誠當世之所急也。且夫至治之世，四民異居。士處閑燕，談仁義，禮樂於是乎興；農服力穡，限井田，衣食於是乎足。工述巧以備器用，商達貨以遷有無。少而習之，各有常分。故命射以觀其德，命禦以論其行，如是，則可以官賢材，而不肖者有所勸。不耕則祭無盛，不蠶則衣無帛，如是，則可以禁遊手，而趨末者著於本。器奇者殺，以杜工之偽；關譏弗征，以檢商之猾。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，明不得以異物遷也。及周之晚，漢繼而興，救時之宜，猶有可取。士雖不選於裏，而有孝廉之舉；農欲勸之使勤，故有力田之秩。有市籍則不得仕，禁乘車以抑其豪。行之當時，猶為近古；降及弊末，適於權宜。有入貲以為郎，有入粟而拜爵，農商雜進，黑白混然。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，求王道之大端，務思真賢，以登庶位。故於貢士之制，亦有異類之防，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。然自井田一墮，四民失業，士不本鄉里，舉不明真偽，後世之取賢者，宜條禁之。故有行限年之制，有復鄉舉之請，有立秀才之科，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，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。科條益嚴，變更非一，賢否之辨，未睹其真，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？方今詔郡國歲貢，謹土著以占數，先鄉議而核實。然患條禁久行，甄明不暇者，誠由製之未得其術爾。必若取人以才，考行以實，舉賢者上賞以旌功，不肖者黜地以明罰，自然無冒舉之過，有得人之盛，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，士類混而無別乎？彼作奇巧以蕩心，雜良苦而射利，謂其偷俗，未足敦風，在乎禁之，以絕其偽而已。若乃端木殖財，膠鬲擅利，倪寬為御史而稱職，王猛與諸葛而並功，黃憲有三公之量，胡廣明萬事之理，桑羊之心計，叔敖之善相，如此數賢者，皆遭遇其時，以立勳業，故不限以定居，責其世職，烏得同條而語哉？謹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