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公事迹
（歐陽發等述）
先公為人天性剛勁，而氣度恢廓宏大，中心坦然，未嘗有所屑屑於事。事不輕發，而義有可為，則雖禍患在前，直往不顧。以此或至困逐，及復振起，終莫能掩。而公亦正身特立，不少屈奪。四五十年之間，氣象偉然蓋天下，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。故歷事三聖，嘗被眷倚，遂托以天下安危之計。而公亦以身許國，進退出處，士人以為輕重。至於接人待物，樂易明白，無有機慮與所疑忌。與人言，抗聲極談，徑直明辨，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腑。至於貴顯，終始如一，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，一切出於誠心直道，無所矜飾，見者莫不愛服。而天資勁正高遠，無纖毫世俗之氣，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。平生學之所得，以至文章事業，皆明識所及，性所自得，不勞而至，無所勉強。而眾人學之者，終莫能及。其於經術，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性情，其所發明簡易明白。其論《詩》曰：「察其美刺，知其善惡，以為勸戒，所謂聖人之志者，本也。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，經師之末也。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，斯盡善矣。得其本而不通其末，闕其所疑，可也。」又云：「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，知詩人之美刺，知聖人之勸戒，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，其學足矣，又何求焉？」公於經術，去取如此，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，務在勇斷不惑。平生所辨明十數事，皆前世人不以為非，未有說者。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，春秋趙盾弒君非趙穿，許世子非不嚐藥，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，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。《正統論》破以秦為偽閏，或以功德，或以國地不相臣屬，則必推一姓以為主之說。以為正者正天下之不正，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。至於各據地而稱帝，正朔不相加，則為絕統，惟合天下於一者為正統。統或絕、或續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。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，嘗曰：「先儒於經不能無失，而所得已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詆之不可也。盡其說而理有不通，然後得以論正。予非好為異論也。」其於《詩》、《易》，多所發明。為《詩本義》，所改正百餘篇，其餘則曰：「毛、鄭之說是矣，復何云乎。」其公心通論如此。
先公四歲而孤，家貧無資，太夫人以荻畫地，教以書字，多誦古人篇章，使學為詩。及其稍長，而家無書讀，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，或因而抄錄，抄錄未畢，而已能誦其書。以至晝夜忘寢食，惟讀書是務。自幼所作詩賦文字，下筆已如成人。兵部府君閱之，謂韓國太夫人曰：「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，此奇兒也，不惟起家以大吾門，他日必名重當世。」及舉進士時，學者方為四六，號時文，公已獨步其間。天聖七年，補國子監生。是秋取解，明年南省試，皆為第一人，由是名重當世。及景討校在西京，與尹公洙偕為古文。已而有詔，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。獨公古文既行，遂擅天下。四十年間，天下以為模範，一言之出，學者競相傳道，不日之間，流布遠近，外至夷狄，莫不仰服。後進之士，爭為門生，求受教誨。當世皆以為自兩漢後，五六百年，有韓退之；退之之後，又數百年，而公繼出。自李翱、柳宗元之徒，皆不足比。然公之文，備盡眾體，變化開闔，因物命意，各極其工，或過退之。如《醉翁亭記》、《真州東園記》，創意立法，前世未有其體。作《尹公洙志文》，以為尹公文簡而有法，取其意而為之，即得其體。《石先生介墓志》，不多假事跡，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，與其大節氣概，讀之如見其人。作《集古錄敘》，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瘧鬼。
先公既奉敕撰《唐書·紀·志·表》，又自撰《五代史》七十四卷，其作《本紀》，用《春秋》之法，雖司馬遷、班固皆不及也。其於《唐書·禮樂志》，發明禮樂之本，言前世治出於一，而後世禮樂為空名。《五行志》不書事應，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。皆出前人之所未至。其於《五代史》，尤所留心，褒貶善惡，為法精密，發論必以「嗚呼」，曰「此亂世之書也」。其論曰：「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因亂世而立治法；余述《本紀》，以治法而正亂君。」此其志也。書成，減舊史之半，而事跡添數倍，文省而事備，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。嘉討校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，請取以備正史，公辭以未成。熙寧中，有旨取以進御。（按《神宗實錄》，熙寧五年八月丁亥，詔潁州令歐陽某家，上某所撰《五代史》。）
先公筆札，精勁雄偉，自為一家，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，皆藏以為寶，而未嘗為人書石。
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己任，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，知之無不稱譽薦舉，極力而後已。既為當世宗師，凡後進之士，公嘗所稱者，遂為名人。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，而公推揚誘進不倦，至於有一長者，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。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，公所稱薦為多。今湖州孫正言覺為合肥主簿，未與公相識。郡守怒之，欲捃拾以罪。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，公為作手書與其寮佐，令保全之，遂獲免。福州處士陳烈，素不與公相識。公聞其名，知其行義，屢薦於朝，乞賜召用，朝廷即召烈為國子監直講。
先公嘗言：平生為學所得，惟平心無怨惡為難。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為意，雖仇讎之人，嘗出死力擠陷公者，他日遇之，中心蕩然，無纖芥不足之意。嘗曰：「孔子言以直報怨。夫直者，是之為是，非之為非。是非付之至公，則是亦不報也。」
先公初貶滁州，蓋錢明逸輩為之。自外還朝，遇明逸於京師，屢同飲宴，不以為嫌。其後公在中書，明逸罷秦州歸，復用為翰林學士。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，及公移青州，其兄之儀知臨淄縣，為二司所不喜，力欲壞之，亦以托公。公察其實無他，力保全之。
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，未嘗以矜人，而樂成人之美，不掩其所長。詩筆不下梅聖俞，而嘗推之，自謂不及，然識者或謂過之。初奉敕撰《唐書》，專成《紀》、《志》、《表》，而《列傳》則宋公祁所撰。朝廷恐其體不一，詔公看詳，令刪為一體。公雖受命，退而曰：「宋公於我為前輩，且人所見不同，豈可悉如己意？」於是一無所易。書成奏御，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，公官高，當書。公曰：「宋公於傳，功深而日久，豈可掩其名，奪其功？」於是《紀》、《志》、《表》書公名，而《列傳》書宋公。宋丞相庠聞之嘆曰：「自古文人好相凌掩，此事前所未有也！」
先公篤於交友，恤人之孤。梅聖俞家素貧。既卒，公醵於諸公，得錢數百千，置義田以恤其家，且乞錄其子增。尹龍圖洙已卒，公乞錄其子構。孫先生復有《尊王發微》十五卷，有旨進內，未畢而卒。公乞令其家錄進，而推恩其子大年。尹構、孫大年、梅增，皆蒙錄用以官。
天聖初，胥公在漢陽，先公時年二十餘，以所為文謁之。胥公一見奇之曰：「子當有名於天下。」因館於門下，與公偕入京師，及公登第，乃以女妻之。
王文康公知西京，先公為留守推官。一日，當都廳勘事，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。文康曰：「勘兵士何謂未斷？」公曰：「合送本處行遣。」文康曰：「似此，某作官處斷過甚多，推官新作官，不須疑。」公曰：「若相公直斷，雖斬亦可，有司則不敢奉行。」一夜，文康夜召，問：「軍人未斷否？」公曰：「未。」文康曰：「幾至誤事。」明日，遂送所屬處。
先公在河南，以文學負當世之名。前後留守，皆名公好賢，莫不傾身禮接。王文康自西京召歸，謂公曰：「今來有例，合舉館職，當奉舉。」遂用王文康公薦，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。
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，貶知饒州。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，若訥非短范公，以為宜貶。公歸，遂為書與之辯，且責若訥不能論列。若訥繳進其書，遂坐貶為夷陵令。既而余襄公、尹公洙亦連坐被貶。蔡公為《四賢詩》述其事，天下傳之。
先公既坐范公遠貶，數年，復得滑州職官。會范公復起，經略陝西，辟公掌箋奏，朝廷從之。時天下久無事，一旦西邊用兵，士之負材能者，皆欲因時有所施為，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，故士之樂從者眾。公獨嘆曰：「吾初論范公事，豈以為己利哉！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。」遂辭不往。其於進退不苟如此，以至致位二府，惟以忠義自得主知，未嘗有所因緣憑藉。
先公在館中，遇西邊用兵，天下多事，詣闕上書，為三策，以料賊情，及指陳天下利害甚眾。既而有詔，百官許上封章言事。公上疏言三弊五事，力陳當時之患。仁宗增諫官為四員，先公與蔡公襄、余襄公靖、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遷用。是時陝西用兵已久，京東、西盜賊群起，內外多事。仁宗既進退大臣，遂欲改更闕失，方急於求治。公遇事感激，知無不言。范文正公、杜正獻公、今司徒韓魏公、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，公屢請召封訪問，責以所為。既而仁宗降手詔，出六條以責諸公，各亦有所陳述。公言諸公所陳，宜力主張，勿為群言所奪。而王文安公為三司使，有為無名詩中之者。公請嚴禁止之，以絕小人流言，搖動朝政之漸，敕出官爵購捕其人。時上欲改更朝政，小人不便，故造作語言動搖，及敕榜出，自此遂絕。是後，上遂下詔勸農桑，興學校，改更庶事之弊。
自范文正公之貶，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，朋黨之說遂起，久而不能解，一時名士皆被目為黨人。公在諫院，為《朋黨論》以獻，群言遂息，大救當時之弊。時天下久安，上下失於因循，一旦陝西用兵，而群賊王倫、張海等所在皆起。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，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。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，則按察遂為空名，復條陳按察六事。於是兩府聚議，盡破常例，不次用人。（後來別因一札子中備言此事。）其後州縣多所升降，內外百職振舉。及杜待制杞為京西轉運使，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，公言杞可獨任，無用稟。杞果遂平諸盜，京西無事。
時張溫成方有寵，人莫敢言，因生皇女，染綾羅八千匹。先公上言，乞裁損其恩寵，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以減罷，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。
皇叔燕王薨，議者以國用不足，請待豐年而葬。先公乞減費而葬，以為不肯薄葬，留之以待侈葬，徒成王之惡名，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，無錢出葬，遂輕中國。有旨，減節浮費而葬。
澧州柿木成文，有「太平之道」四字。先公上言：「今四海騷然，未見太平之象。」又曰：「太平之道者，其意可推。自古帝王致太平，皆有道，得道則太平，失道則危亂。今見其失，未見其得，願陛下憂勤萬務，漸期致理。其瑞木，乞不宣示於外。」
慶曆三年，御試進士，以《應天以實不以文》為賦題。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，指陳當世闕失言，言甚切至。
淮南轉運使呂紹寧，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。公乞拒而不受，以彰朝廷均恤外方，防禦刻剝。
前後所上章疏百餘，其間斥去奸邪，抑絕僥幸，以謂任人不可疑，節制不可不一，當推恩信以懷不服，其事往往施行。
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。故事：知制誥當先試。有旨更不召試，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、陳文惠公與公三人。公既典制誥，尤務敦大體。初作《勸農敕》，既出，天下翕然，人人傳誦，王言之體，遠復前古。
陝西兵役之後，河東困弊，糧草闕少。又有言者請廢麟州，或請移於合河津，或請廢五寨。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，及訪察一路官吏能否，擘劃經久利害，及計置糧草。公為四議，以較麟州利害，請移兵就食於河濱清塞堡，緩急不失應援，而平時可省饋運，麟州遂不廢。又建言忻、代、岢嵐、火山四州軍，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，人戶私糴北界斛斗，入中以為邊儲，今若耕之，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，朝廷從之。此兩事，至今大為河東之利。
自西事後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，道路嗟怨。先公奏罷十事，以寬民力。（文字見《河東奏事》，謂乞罷和糴米、三司銀之類。）
先公自河東還，會保州兵叛，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，別得不下司札子云：「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，密授經略之任，使其熟圖利害，豫為御備。」
保州既降，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，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效之。先公發博文罪，置獄推劾，昭亮恐懼，立令送出。
自保州事後，河北兵驕，少不如意即謀結集，處處有之。上下務在姑息。先公屢乞主張將師每事鎮重，以遏士心，河北卒無事。
保州叛兵既降，其脅從者二千餘人，分隸河北諸州。富鄭公為宣撫使，恐其復生變，欲委諸州同日誅之。方作文書，會先公權知鎮府，遇富公於內黃，富公夜半屏人，密以告公。公曰：「禍莫大於殺降。昨保州叛卒，朝廷許以不死招之，今已戮之矣。此二千人本以脅從，故得不死，奈何一旦無辜就戮？且無朝旨，若諸郡不肯從命，事既參差，則必生事，是趣其為亂也。且某至鎮州，必不從命。」富鄭公遂止。
先公在河北，既被朝廷委任之重，悉力經營，凡一路官吏能否，山川地里，財產所出，兵糧器械，教閱陣法，一一別為圖籍，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。或問公曰：「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，而治此俗吏之事乎！」公曰：「吏之不職，吾所愧也。系民休戚，其敢忽乎？」奏置御河催綱司，通致糧運，以省入中之數。置都作院於磁、相二州，以省諸州兵器之費。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，乃一一條列，遍貽書於執政，將大為經畫。未盡行，而公罷去。
慶曆初，仁宗既復四諫之職，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，並進於朝。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，仁宗寵異之意獨絕眾人，嘗因奏事，論及當世人材，仁宗不覺謂公曰：「如歐陽某，何處得來！」公乃盡心悉力，思所補報，遇事不避，以至犯忤權貴，排擊奸佞，怨怒隨至，常欲大用而未果。是時中外多事，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，非公不足以辦事，故自諫官奉使河東，委以一路之利害。及保州事作，河北轉運使張р之得罪。公自河東還未數月，復出為河北轉運使，及陛辭之日，仁宗面諭曰：「不久當還，無為久居計。有事但言來，無以中外為限。」公對曰：「在京師所言，尚以風聞，或恐失實，況於在外？」仁宗曰：「有所聞，但言來，行與不行則在此。」及至河北，百事振舉，小人忌公，恐大用。而又杜、范、韓、富同時罷黜，小人匯進。公上疏，極言四人忠實可用而無過，辨明小人誣罔之言，請加任用。於是群小益懼，相與造為謗辭。及詔獄之起，窮究無狀，仁宗亦悟，止奪職知滁州。
南京素號要會，賓客往來無虛日，一失迎候，則議論蜂起。先公在南京，雖貴臣權要過者，待之如一。由是造為語言，達於朝廷。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。因令審察是非。陳公陰訪之民間，得俚語，謂公為照天蠟燭。遠而奏之，上方欲召用，而公丁太夫人憂。
先公初服除，還朝，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，而無主判。入見日，仁宗惻然，怪公鬢髮之白，問公在外幾年，今年幾何，恩意甚至。公求補外，仁宗曰：「此中見人多矣。為小官時，則有肯盡言，名位已高，則多顧藉。如卿且未要去。」明日以責大臣，即以公判流內銓。是時小人忌公且進用，偽為公乞澄汰內臣札子，傳布中外。內臣人人切齒，判銓六日，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，出知同州。而外議紛紜，論救者眾。上亦開悟。適會劉公沆有札子，乞催宋公祁結絕《唐書》。上曰：「莫不須宋祁否？」劉公曰：「別未有人。」上曰：「歐陽某知同州，臣寮已有文字請留。」劉公曰：「乞自陛下宣諭。」明日朝辭，上殿。上曰：「休去同州，且修《唐書》。」既而曾魯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、知鄭州，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，乞替曾某會判三班院。上曰：「翰林學士有人未？」劉公曰：「見商量。」上曰：「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，亦好一翰林學士，便可替曾某。」遂入翰林，為史官，判三班院。上嘗面問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，將議臨幸，其於眷待之意甚厚。
先公在侍從八年，知無不言，屢建議，多見施行。自初還朝，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，所言久之未見聽納。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，請採聽言者。其後上遂用諫官言，進退宰相。
時議者方以河患為意，陳恭公在相位，欲塞商胡，開橫壟，回大河於故道。先公上疏言其不可。未幾，恭公罷去，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，欲開六塔，全回河流。公兩上疏爭之，不聽，河才成而決，濱、棣、德、博數千里大被其害。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，卒如公議。
至和二年，先公奉使契丹，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願、惕隱大王宗熙、北宰相蕭知足、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，曰：「此非常例，以卿名重。」宗願、宗熙，並契丹皇叔；北宰相，蕃官中最高者，尚父中書令晉王，是太皇太后弟。送伴使耶律元寧言：「自來不曾如此一並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。」
嘉祐初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。。狄自破蠻賊之後，方振威名。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，初康復。而狄得士心，京師訛言●●。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，得士心，而訛言可畏，非國之便，請且出之於外，以保全之。未久，狄終以流言不已，罷知陳州。
嘉祐中，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。先公言其為人好為陰謀，陷害良士，小人朋附樂為其用，前任相位，累害善人，所以聞其再來，望風畏恐，乞早罷還之舊鎮。其命遂止。
先公在翰林，嘗草《春帖子詞》。一日，仁宗因閒行，舉首見御閣帖子，讀而愛之，問何人作，左右以公對。即悉取皇后、夫人諸閣中者閱之，見其篇篇有意，嘆曰：「舉筆不忘規諫，真侍從之臣也！」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，必問何人當直，若公所作，必索文書自覽。（先公每述仁宗恩遇，多言此事，雲內官梁實為先公說。《春帖子詞》有云「陽進升君子，險消退小人。聖君南面治，布政法新春」，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。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「聖君念舊憐遺族，常使無權保厥家」。）
仁宗嘉祐中，先公在翰林，富鄭公在中書，胡侍講在太學，包孝肅公為中丞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「真宰相」，呼先公字曰「真翰林」，學士胡先生「真先生」，包公「真中丞」，時人謂「四真」。
嘉祐二年，先公知貢舉。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，文體大壞。（僻澀如「狼子豹孫，林林逐逐」之語，怪誕如「周公懲跡禹操奮鍤，傅說負版築，來築太平之基」之說。）公深革其弊，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，黜落幾盡。二蘇出於西川，人無知者，一旦拔在高等，榜出，士人紛然，驚怒怨謗。其後，稍稍信服。而五六年間，文格遂變而復古，公之力也。
先公知開封府，承包孝肅公之後。包公以威嚴為治，名震京師，而公為治循理，不事風採。或謂公曰：「前政威名震動都下，真得古京兆尹之風採。公未有動人者，奈何？」公曰：「人材性各有短長，豈可舍己所長，勉強其所短，以徇俗求譽？但當盡我所為，不能則止。」既而都下事無不治。
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，干令犯禁，而復求以內降苟免。先公既受命，屢有其事，即上奏論列，乞今後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。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，付開封府取勘，既而內降放罪，凡三次內降，公終執而不行。
嘉祐三年閏十二月，京師大雪，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。明年上元，有司以常例張燈，先公奏請罷之。
故事，國史皆在史院；近制，皆進入內。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，而有司惟守空司。先公請錄本付外，遂如公言，今史院之有國史。自公請也。
先公在密院，與今侍中曾魯公，悉力振舉紀綱，革去宿弊，大考天下兵數，及三路屯戍多少，地里遠近，更為圖籍之法，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搜補，數月之間，機務浸理。
台諫官唐公介、王公陶、范公師道、呂公景初，皆以言事被逐。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，蹤跡有本末，宜早賜牽復，其後四人遂復進用。
先公在侍從，因嘉趟災，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，以固天下根本，言甚激切。及在政府，遂與諸公協定大議。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，堅臥久之。諸公同議，不若遂正皇子之名，奏事仁宗前。顧問之際，公獨進曰：「宗室自來不領職事，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，皆知陛下將以為子，不若遂正其名。蓋判宗正寺，降誥敕，得以不受。今立為皇子，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，事即定矣。」仁宗以為然，大計遂定。及英宗初年，未親政事，慈聖垂簾。危疑之際，公與諸公往來兩宮，鎮撫內外，而公之危言密議，忠力為多。以至英宗親御萬機，內外睦然。
先公天性勁正，不顧仇怨，雖以此屢被讒謗，至於貶逐，及居大位，毅然不少顧惜，尤務直道而行，橫身當事，不恤浮議。是時，今司徒韓魏公當國，每諸公聚議，事有未可，公未嘗不力爭，而韓公亦欣然忘懷，以此與公相知益深。或奏事上前，眾議未合，公亦往返折難，無所顧避。嘗一日獨對，英宗面諭公曰：「參政（英宗於先朝大臣，多不以名呼，而以官稱。）性直，不避眾怨，每見奏事與二相公有所異同，便相折難，其語更無回避。亦聞台諫論事，往往面折其短，若似奏事時語，可知人皆不喜也，宜少戒此。」而公又務抑絶僥倖，有以事干公者，或不可行，面為其人分別可否，曰「此事必不可行」。以此人多怨謗，而公安然未嘗少恤，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」每亦曰：「貧賤常思富貴，必履危機，此古人之所嘆也。惟不思而得，既得不患失之者，其庶幾乎？」及濮園議起，非公所獨專，朝廷亦未有定議。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，指公為主議，公亦不與之較。其後小人彭思永、蔣之奇等造為無根之飛語，欲以危公。自人主而下，朝廷名臣巨公，天下有識之士，皆知因公亮直不隱，得怨于小人，故上連降手詔，詰問思永、之奇，二人引服誣罔，悉皆貶逐。
自嘉祐以後，朝廷務惜名器，而進人之路稍狹。先公屢建言，館閣育材之地，宜盛其選，以廣賢路。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，其後中選者十人。
嘗因僧官闕人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，內降從之。舊有著令：僧官必試而補。諸公相與執奏其事，先公進言曰：「補一僧官至為小事，但內降衝改著令，內臣干撓朝政，不可啟其端。且宦女近習，前世常患難於防制，乞絕之於漸。」英宗即欣然嘉納。
契丹降人韓皋謨者，自言太叔使來，言太叔謀取其國，乞中國出兵為應。二府會議其事，時有意主之者，將議從之。先公爭曰：「中國待夷狄，宜以信義為本，奈何欲助其叛亂？使事不成，得以為辭。」主議者大笑曰：「迂儒迂儒！」公力爭之不已，遂止。既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。
初樞密使闕人，先公以次當拜。時英宗未親政事，二府密議，不以告公。一日待漏院中，公見二相耳語，知其所為，問曰：「得非密院闕人，而某當次補乎？」二公曰然。公曰：「此大不可。今天子不親政，而母後垂簾，事之得失，人皆謂吾輩為之耳。今如此，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，何以鎮服天下？」二公大然公言，遂止。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，英宗復用公，公力辭不拜。
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，皆無總數，中書一有行移，則下有司纂集。先公因暇日，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。一日上有所問，宰相以總目為對，公以祀假家居，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。
先公平生連典大郡，務以鎮靜為本，不求聲譽。治存大體，而施設各有條理，綱目不亂。非盜賊大獄，不過終日。吏人不得留滯為奸。如揚州、南京、青州，皆大郡多事，公至數日，事十減五六，既久，官宇闃然。嘗曰：「以縱為寬，以略為簡，則事弛廢而民受弊。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，簡者去其繁碎爾。」故所至不見治跡，而民安其不擾。既去，至今追思不已，今滁、揚二州皆有生祠。而公天性仁恕，斷獄常務從寬，嘗云「漢法惟殺人者死，後世死刑多矣」。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，皆全活之，曰「此吾先君之志也」。其在河北一議，活二千人之命。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，設法減其人數，賴以獲全者甚眾。（沙門島罪人，寨主舊敢專殺，故數不多而易制。馬默知登州，務全人命，舉察甚嚴，稍優恤罪人。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，漸恣橫難制，京東議者大患之。有司之意，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。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，豈可非理殺之，奏請將編敕州名合配沙門島而情稍輕者，只配遠惡州軍，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遠，遂以無事，而人亦獲全。）
先公初有太原之命，令赴闕朝見。中外之望，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。公六上章，堅辭不拜，而請知蔡州，天下莫不嘆公之高節。
先公在亳，年才六十一，已六上章乞致仕。而上方眷留，未聽。及在蔡，勤請益堅，遂如素志。公既氣貌康強，而年未及禮制，一旦勇退，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，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。公雖退居於家，士論猶望以為輕重。
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，再被貶逐，而未嘗以介意。初在峽州，作至喜亭。及自河北，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，治州泉為幽谷泉，作亭於琅邪山，自號醉翁。及晚年，又自號六一居士，曰「吾《集古錄》一千卷，藏書一萬卷，有琴一張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壺，吾老於其間，是為六一」，自為傳以刻石。
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，雖異物奇玩，不甚愛惜，獨好收蓄古文圖書，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，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為多。藏書一萬卷，雖至晚年，暇日惟讀書，未嘗釋卷。
先公平生著述：《易童子問》三卷，《詩本義》十四卷，《五代史》七十四卷，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《歸榮集》一卷，《外制集》三卷，《內制集》八卷，《奏議集》十八卷，《四六集》七卷，《集古錄》跋尾十卷，雜著述十九卷，諸子集以為家書，總目八卷。其遺逸不錄者，尚數百篇，別為編集而未及成。又奉敕撰《唐書·紀》十卷、《志》五十卷、《表》十五卷。在館職日，與同時諸公共撰《崇文總目》、《祖宗故事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