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

余讀廬陵歐文新本，觀其附錄所載行狀、謚議、二刻、四傳，皆以先後為次。而此事跡者獨居其後，豈以公諸子之所為而不敢以先於韓、吳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邪？此其用意已精，而為法亦嚴矣。然綜其實，則事跡云者正行狀之底本，而碑志、四傳所由出也，向使直指先後之次而以冠於《附錄》之篇，則彼數書者皆可見其因革損益之次第矣，是亦豈不可邪。間又從鄉人李氏得書一編，凡十六條，皆記公事，大略與此篇相出入，疑即其初定之草稿。顧其標題，乃謂公所自記，而凡公字皆以丹筆圍之。此則雖未必然，然於此本亦有可相發明者，因略考其異同有無之互見者，具列於左方。

經術

李本云：「公嘗謂世之學者好以新意傳注諸經，而常力詆先儒。先儒於經不能無失，而其所得者固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詆之不可也。其語在《詩譜後序》。」又謂：「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，故能獨出諸家，而行於後世。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，務欲掩人而揚己，故不止正其所失，雖其是者，一切易以己說，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。於是至於以是為非，牽強為說，多所乖繆，則並其書不為人所取。此學者之大患也。故公作《詩本義》，止百餘篇而已，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，曰『毛、鄭之說是也，復何云乎』。又其作《易童子問》，正王弼之失者才數十事耳。其極論《繫辭》非聖人之書，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，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舍而盡信之則不可也。其公心通論常如此。」（此與定本大旨不異，但書先後詳略有不同者。「系辭」之說，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。）

醉翁亭記

李本「未有此體」下有「醉翁亭在琅邪山寺側，記成刻石，遠近爭傳，疲於模打。山僧雲寺庫有氈，打碑用盡，至取僧堂臥氈給用。凡商賈來供施者，亦多求其本，僧問作何用，皆云所過關征以贈監官，可以免稅」，乃屬於「公作《集古錄目序》之上」。（此條疑以其不急而刪之。）

修五代史

李本「亂世之書也」下有「吾用春秋之法，師其意不襲其文」十三字。又其「事備」下有「議者以謂公不下司馬遷，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之說。至於《本紀》立法精密，則又遷所不及也。亦嘗自謂『我作《伶官傳》，豈下《滑稽》也』」。（「議者」以下，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刪之。）

平心無怨惡

李本云：「公自言學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。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公，坐黨人遠貶三峽，流落累年。比呂公罷相，公始被進擢。及後為范公作《神道碑》，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，盛稱二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。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，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，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。公嘆曰『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』。惟其言，公所以信於後世也。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，兼其與呂公解仇，書見在贅集中。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，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乎？父子之性相遠如此，信乎？堯朱善惡異也。公為潁州時，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，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，時人未甚知。公後還朝，力薦之，由是漸見擢用。陳恭公執中素不善公，其知陳州時，公自潁移南京，過陳，陳拒而不見。公後還朝作學士，陳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門。已而，陳出知亳州，尋還使相，換觀文公，當草制。陳自謂必不得好詞，及制出，詞甚美，至云『杜門卻掃，善避權勢以遠嫌；處事執心，不為毀譽而更守』，陳大驚喜曰：『使與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。此得我之實也。』手錄一本，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：『吾恨不早識此人！』（此段疑避呂、范二家子弟因並陳恭公事而去之。竊謂於此尤可以見歐、范之存心與呂、陳之悔過，恐皆不可遺也。）

惟稱蘇梅

李本「自謂不及」下有「二人因此名重天下。公惟嘗因醉戲親客曰：『《廬山高》他人作不得，惟韓退之作得。《琵琶前引》退之作不得，惟杜子美作得。《後引》子美作不得，惟太白作得。』公詩播人口者甚多，惟此三篇其尤自喜者也」。（此段恐嫌於誇而去之。）

修唐書

李本此段不同者三：一則首云「公於修《唐書》最後至局，專修《紀》、《志》而已，《列傳》則宋尚書祁所修也。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，體不能一，遂詔修看詳，《列傳》今刪修為一體」。二則「列官最高者一人」下有「姓名，云某等奉敕撰而」九字。三則「書宋名」下有「此例皆前所未有，自公為始也」十一字，乃屬於「宋相聞之」之上。（此段差詳，疑定本欲刪以從簡耳。）

不從范公之辟

李本大同小異，今不復著。

議不廢麟州及許耕棄地

李本大同而文差略，今亦不著。

不誅保州脅從之兵

李本首著為政仁恕之語，大抵與定本別段旨意略同。其末乃云：「為河北轉運使時，所活二千餘人。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，田況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，卒招降之。既開城，況等推究反者，殺二千餘人，投於八井。又其次二千餘不殺者，分隸河北州軍。諸事已定，而富相出為宣撫使，懼其復為患，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。計議已定，方作文書，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，與富公相遇於內黃，夜半屏人，以其事告公。公大以為不可，曰：『禍莫大於殺已降。昨保州叛卒，朝廷已降敕榜，許以不死而招之。八井之戮，已不勝其怨，況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，故得不死，奈何一旦無辜就戮！』爭之不能止，因曰：『今無朝旨，而公以便宜處置，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，不肯從命，事既參差，則必生事，是欲除患於未萌，而反趣其為亂也。且某至鎮州，必不從命。』富公不得已，遂止。是時小人譖言已入，富、范勢已難安。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，將卒多所升黜。譖者獻言：『富某擅命專權，自作威福，已收卻河北軍情，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。』於是京師禁軍，亟亦大閱，多所升擢。而富公歸至國門，不得入遂罷樞密，知鄆州。向若遂擅殺二千人，其禍何可測也。然則公之一言，不獨活二千人之命，亦免富公於大禍也。」（此比定本為詳，足以盡見事之曲折。又「譖言已入」之下所系更重，尤不可闕。疑後以不欲形跡當時聽讒之失，而刪去之也。）

春帖子

李本云：「內臣梁賜嘗言在內中祗候，見仁宗（云云），末（云云），是歐陽某必索文書自覽，是他人當直則否也。」

知開封府

李本末後有：「韓子華謂公，曰外議云：『余材可以更知一個開封府』。」（似亦嫌太誇而刪之。）

連典大郡

李本曰：「公嘗語人曰：『治民如治病。彼富醫之至人家也，僕馬鮮明，進退有禮，為人診脈，按醫書述病証，口辯如傾，聽之可愛，然病兒服藥雲無效，則不如貧醫矣。貧醫無僕馬，舉止生疏，為人言脈口訥不能應對，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，則便是良醫。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，施設何如，但民稱便，即是良吏。』故公為數郡，不見治跡，不求聲譽，以寬簡不擾為意。故所至民便，既去民思。如揚州、南京、青州，皆大郡，公至三五日間，事已十減五六，一兩月後，官府闃然如僧舍。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？曰：『以縱為寬，以略為簡，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。吾之所謂寬者，不為苛急爾；所謂簡者，不為繁碎爾。』識者以為知言。」（此比定本語意尤詳備。）

濮議初不出於公，及台諫有言，公獨力辨於朝，故議者指公為主議之人。公未嘗自辨，唯曰：「今人以濮議為非，使我獨當其罪，則韓、曾二公宜有愧於我。後世以濮議為是，而獨稱我善，則我宜愧於二公。」公又撰《濮議》四卷，悉記當時論議本末甚詳。又於《五代史記》收晉出帝父敬儒、周世宗父柴守禮事，及李彥詢傳，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。（李本有之而此本無，疑公諸子後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論而刪之也。）

蔡州妖尼於惠普托佛言人禍福，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，所言時有驗，於是翕然共稱為神尼。公既自少力排釋氏，故獨以為妖。嘗有一名公，於廣座中稱尼靈異，云：「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，指示人曰：二牛前世皆人也，前者是一官人，後者是一醫人。官人嘗失入人死罪，醫人藥誤殺人，故皆罰為牛。因各呼其前世姓名，二牛皆應。」一座聞之，皆嘆其異。公獨折之曰：「謂尼有靈，能（此有闕文。）萬物之最靈，其尤者為聰明聖智，皆不能自知其前世，而有罪被罰之牛，乃能自知乎？」於是座人皆屈服。（李本有之。所謂名公者，疑指富公。此本無者，蓋為賢者諱也。）

公嘗為《杜祁公墓志》，云「簿書出納，為之條目甚密，必使吏不得為奸。及其施於民者，則簡而易行」。公曰「我之為政亦如此也」。（李本在《連典大郡》之後，此本無。）

梅龍圖摯知杭州，作有美堂，最得登臨佳處，公為之作記。人謂公未嘗至杭，而所記如目覽，坐堂上者使之為記，未必能如是之詳也。（李本在《醉翁亭記》之前，此本無）。

右凡十六條，其十二條定本有之而詳略先後或不同，其四條則定本所無而李本有之。其平心、保州、妖尼三事，尤非小補。蓋公平生學問根源出處，大致言行本末，皆已略見於此而無遺矣。（平心、保州、唐書三事，亦見於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，雲得之公孫建世。望之者，則其出於公於叔弼之徒所記。而學道以下，堯朱以上，必是著手書本語無疑矣。但張誤於陳恭公以下別為一事耳。）獨晚年守青州時，論執青苗一事，尤足以見其剛毅大節始終一致，不以既老而少衰。而公之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書，吳丞相作《行狀》因亦不載，至韓魏公作《墓志》乃始見。其嘗有乞不收息及罷提舉官之奏，與其辭太原有守拙循常之語，元討為裕，錄者又不載，志語於附傳。至葉致還朱本之書出，乃反著其不俟報可，擅止散錢，而有特與放罪之詔。又至近歲洪景盧作《四朝史傳》，乃盡見其以是深為王安石所詆，而遂決歸老之計。蓋此一事，凡更六人之手，而三書闕焉。幸其有肯書者，然猶歷三手，越百餘年，而後首末得以粗備。然則士之制行不苟合於當時，而有待於後世者，豈不難哉！抑公之言曰「後世苟不公，至今無聖賢」。蓋俗情之愛惡雖有短長，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沒，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因並記其語，以補此篇之闕，以為有志之士必將有感於斯焉。新安朱熹仲晦父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