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經

五經者，心之迹，道之散見，非直心也。仲尼之時，文籍或多，而其要者惟此五書，乃系易以道陰陽，序書以明治法，删詩以着美惡，修春秋以辨邪正，定禮以制言行。于是學者力行之暇，有所誦習，此博文之事，造道之階也。至于直指其心，因人善誘，則在論語一書，而繼之者又有大學中庸孟子。此四書者，皆明言心體，直探道原，修治之方，猶坦然大路。學者幸生仲尼之後，入其門者，随其力之大小，取之各足，尚何藉于五經乎？取而譬之：五經如禾稼，四書如酒食。酒食在前，卽可醉飽；乃複遠求之五經，是舍酒食而問之禾稼也，豈不迂且勞哉？雖然，五經何可已也，于易觀陰陽，于書觀治法，于詩觀美惡，于春秋觀邪正，于禮觀言行。博而求之，會而通之，皆明心之助，第不可務外忘内，舍本求末耳。若務外忘内舍本求末，三五成羣，各誇通經，徒炫文辭，騁其議論，雖極精确，毫無益于身心。則講五經者，猶釋氏之所謂戲論、莊周之所謂糟粕也，與博弈何異？是故陽明子曰：心如田，經則田之籍也。心已亡矣，而日窮經，猶祖父之遺田已鬻于他人，而抱空籍以爲我有此田，可乎？此學經之準也。

近世之于五經，羣疑多端，衆說蜂起，不可以不定所從。子思之後，世有哲人，孔安國仲尼之十一世孫也，仲尼旣沒，諸儒則講習于冢上，至漢不絕。安國尤長于書，乃其家學而又得聞于諸儒之言，其所作書傳，必得其眞。學書者舍安國其奚從！詩之序，必仲尼之徒爲之，以序言繹詩意，論世論人，言隐而義顯，大毛公及事荀卿，其去仲尼之世未遠也，其創爲傳也，尊序如尊經；小毛公又繼成之，鄭氏遵暢厥旨，詩之義大明。學詩者舍毛鄭其奚從！至于左丘明身爲魯史，其所記述，本末周詳，典禮彰明，仲尼取之以修春秋，丘明卽史爲傳，以明仲尼之褒貶，更無可疑。杜氏又推五體（五例），觸類而長之，以發傳所未發，春秋之義大明。學春秋者，舍左氏其奚從！

自宋及明，世之學者，好争訟而罵人，爲創見以立異，以其意斷百世以上之事，繁引曲證以成其自是。凡周漢以來授受之有本者，皆草刈而糞除之。暴秦燒之于前，世儒斬之于後，其亦甚悍矣哉！今人于五經，窮搜推隐，自号爲窮經，此尤不可。何也？當漢之初，學者行則帶經，止則誦習，終其身治一經，而猶或未逮。若是其難者，何也？蓋其時經籍滅而複出，編簡殘缺，文辭古奧，訓義難明，是以若是其難也。今也不然，訓義旣明，坐享其成，披而覽之足矣。雖欲窮之，将何所窮！

甄也老而知學，寡聞而善忘。于詩患毛鄭之言大同而小異，說詩無兩是之義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以便稱引，故于詩有言（自着《毛詩傳箋合義》）；于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簡，取觸類而長之義，以通其所未及，故亦有言（《春秋述傳》），使養子寫以爲冊，忘則檢之，其于詩春秋之旨，如聽家人之言、闾巷之語，更不勞我心思，妄起疑義；書未及爲也。甄老矣，禮[書]繁而未能讀，且徐俟之；至于易，固在道陰陽、窮性命、知進退，然必占事知來，乃可以用易。不能知來，非占矣，易爲空理矣。他日若有所受則爲之，不然，其亦已矣。

籲嗟乎，人之于道猶門也，而不出入于門；人之于道猶飲食也，乃飲食而不知味，其異于禽獸者幾希矣！故夫心之不明，性之不見，是吾憂也！五經之未通，非吾憂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