郎中莊定山先生昶·語要

聖人之道貴無言，而不貴有言。言則影響形跡，而無言則真靜圓融，若憤也而真見，若冥也而真趣，若虛寂也而真樂。彼以天得，而此以天與，極其自得之真，而出乎意象之外，是以聖人不貴有言。

吾之此身受形父母，既有此形，則有此理，使吾身有一理不盡，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。

浙人餘中之過溪雲，以皇極經世之學授餘。讀其書至三天說，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，必得某甲之時日，而後富壽，必先以某甲之年月，而後賤貧，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，東西南北之所居，精粗巨細之事，無不皆然，而至所謂福善禍淫，略無一二。餘雖口唯其義，而心實不敢以為學也。

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，心存故一，一故能通，通則瑩然澄澈，廣大光明，而群妄自然退聽，言動一循乎禮，好惡用舍，各中乎節。

屈原長於騷，董、賈長於策，揚雄、韓愈長於文，穆伯長、李挺之、邵堯夫長於數，遷、固、永叔、君實長於史，皆諸儒也。朱子以聖賢之學，有功於性命道德，至凡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、《綱目》以及天文、地志、律呂、歷數之學，又皆與張敬夫、呂東萊、蔡季通者講明訂正，無一不至，所謂集諸儒之大成，此也。豈濂溪、二程子之大成哉？

《六經》莫大於《易》，而《易》有陰陽也。方其無言也，易具於心，渾然無為；及其有言，則孰為陰孰為陽？而陰陽之授受，皆傳之紙上，而《易》始散矣。《易》非散也，紙上而《易》自散也。《四書》莫精於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言性道教也。方其無言也，中庸具於心，噩然無名。及其有名，則孰為性？孰為道？孰為教？而性道教之授受，皆得之口耳，而《中庸》始亂矣。《中庸》非亂也，口耳而《中庸》自亂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》、《孟》，莫不皆然。

心非靜，則無所斂，主乎靜者，斂此心而不放也；心非敬，則無所持，居乎敬者，持此心而不亂也；理非窮，則無所考，窮乎理者，考此心而不失也。

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，論及心學，先生不以余言為謬，亦不以餘言為是，而謂餘曰：「此吾緝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，而子亦有是哉？」世之好事詆陳為禪者，見夫無言之說，謂無者無而無。然無極而太極，靜無而動有者，吾儒亦不能無無也。但吾之所謂無者，未嘗不有，而不滯於有；禪之所謂無者，未嘗有有，而實滯於無。禪與吾相似，而實不同矣。

道無不在，一大渾淪者，散在萬物。散在萬物者，俱可打成一片，而眾人則不知也。

楊、墨之害甚於申、韓，佛、老之害過於楊、墨。科舉之學，其害甚於楊、墨、佛、老。為我、兼愛虛無、寂滅，蓋足闢矣。至於富貴利達，患得患失，謀之終身，而不知反者，則又楊、墨、佛、老之所無也。屬聯比對，點綴紛華，某題立某新說，某題立某程文，皮膚口耳，媚合有司，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擇題而出，變《風》變《雅》，學《詩》者不知，喪弔哭祭，學《禮》者不知，崩薨葬卒，學《春秋》者不知。嗚呼！此何學也？富貴而已，利達而已，覬覦剽竊而已。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，朝廷若要恢復中原，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。蓋已深惡之矣！

天地萬物，總吾一體；窗草不除，皆吾生意；元會運世，皆我古今；伏羲、周、孔、顏、曾、思、孟，皆吾人物；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吾《六經》；帝力何有，太平無象，皆吾化育。

天之生聖賢，將為世道計也。或裁成以制其過，或輔相以補其不足。孔子之於《六經》，朱子之於傳註，喚醒聾瞶，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。今世降風移，學者執於見聞，入耳出口，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，非制其過可乎？